1955年开展反胡风运动的时候，叶四临是一名普通的海军军官。他遭整肃，缘于他的二哥去了台湾，再就是他曾在日记本上抄录过“胡风分子”鲁藜的两行诗。因受二哥的牵连，他的一个皮带扣，竟被怀疑成与台湾方面联络的暗号；不经意间抄下的两行诗，则成了他与“胡风分子”有瓜葛的证据。于是，包括自己的同事和朋友在内，群起而攻之，盘问伴随着拳脚，叶四临度过了一段噩梦般的日子（见《海校漫忆》）……
　　说起来，叶四临的遭遇也算不上有多稀奇，在接踵而至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过相似遭遇的中国人，何止千千万万！
　　吊诡的是，事隔十一年之后，同样的命运竟降临到诸多位居津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头上。本辑所刊郭影秋老人的口述《我在“文革”中的经历》，追述了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又是“篡权”，又是“兵变”，又是“颠覆”，种种罪名，捕风捉影，肆意构陷，且不容当事人有半句申辩。除了没有拳脚相加，整个是十一年前叶四临不幸遭遇的翻版，也是与叶四临一样的千千万万个无端遭受政治迫害的普通民众命运的重演。
　　据说，刘少奇当年遭批斗时，曾将一部《宪法》举过头顶，希图维护自己作为国家主席和公民的权利与尊严。结果却是徒劳的。其以国家主席之尊，最终也未能逃脱被迫害致死的命运。殊不知，当叶四临们的公民权利荡然无存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也定然化为乌有。这一原本显而易见的道理，却是我们在付出了许多沉痛代价以后，才渐渐领悟到的。
　　陈丹青先生说过，我们只有老百姓和官员，而没有公民。仔细想想，我们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诸多不幸，也正是由于“公民”的缺位造成的。郭影秋老人在结束自己口述的时候说，回忆“文革”的经历，是为了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沉痛的教训。恐怕只有从源头上做起，不折不扣地落实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使“老百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才有可能避免此类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