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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之——沈葆桢照片真伪考(马幼垣)

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之——沈葆桢照片真伪考(马幼垣)

转自铁血网

  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左宗棠(1812-1885)的发轫、法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的经理固然十分重要,倘无沈葆桢(1820-1879)的筹策和营运,福州船政是很难创出一番成绩的。其后沈葆桢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内仍留意海防事宜,合而观之,就是一份完整的筹海个人记录。在清季洋务运动的总成绩单上,这是不可多得的佳例。
  述其事,念其人,若沈葆桢有照片存世当可使读者倍增亲切。最近二十余年,大陆上的有关刊物不时刊登同一张指像主为沈葆桢的照片(可上溯出两个同源而稍异的版本,即下文排列出来的“甲照” 和“己照”)。例子包括(编号以便随后置评)


  1.福建省博物馆《福建文博》编辑部,《中法战争闽台战场专辑》(此为《福建文博》,1985年1期),页12。
  2.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书首插图页2。
  3.沈传经,《福州船政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书首插图(无页码)。
  4.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三联书店,1994),页21。
  5.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近代中国海军》(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书首插图(无页码)。
  6.《福建船政学校校志(1866——1996)》(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书首插图(无页码)。
  7.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修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页42。
  8.陈贞寿,《图说中国海军史,古代~195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上册,页171、199(两张的像主截然不同,分明是两个人)。
  9.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北京: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页9。
  10.陈悦,“缔造艰难——福建船政的诞生”,《现代舰船》,313期(2007年12月),页45。
  这张照片见于大陆以外的刊物者,同样不难举例:
  11.在久(笔名),“沈葆桢——台湾建设的先驱”,《台湾(画刊)》,1978年4月号,页18。
  12.陈远建,《台湾三百年》(台北:户外生活杂志社,1981),页52。
  13.戚嘉林,《台湾史》,修本(台北:自印本,1998),册2,页835。
  14.钱钢,《大清海军与李鸿章》(香港:中华书局,2004),页12。此书在封面声明这是“一九八九年版《海葬》修订本”。《海葬》版本很多,港、台版都有。这部修订本添了很多仅较邮票稍大,印得乌漆漆的插图(大概是防人复制吧,但谁会复制印得如此细小复粗劣的插图!)按钱钢的背景和他的资料来源,此书虽在香港出版也未必能算是大陆以外的刊物。
  15.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台北:博扬文化事业公司,2006),页113、123(两张的像主截然不同,分明是两个人)。
  见于那十多处声称像主为沈葆桢的照片,由于来源、处理手法复制技术、用纸等因之别,印出来的成品遂素质极度参差,有涂改致令像主面貌变异者(1,3,8[见于页199者]),有印得模糊不清者(4,5,7),有不同程度删削者(4,5,6,7,9,10,11),更有同一作者却后出转劣者(见于《福建船政局史稿》修订本之7竟较收入该书初版之2印得劣多了,且有删削)。既有此乱局,即使能自近年大陆和台湾的刊物再多找到些例子,甚至可上溯至五十年代出版者,也无法确指谁最先定这张照片的像主为沈葆桢。所以如此,因为引用者绝大多数只是随手袭用,复制又复制,史源不便交代,也交代不出来。上述诸例仅两处略作说明。沈传经(1926一)说他用的“沈葆桢”照片得自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戴学稷。这是鸣谢,解释不了史源。《福建文博》的专号说那张“沈葆桢”照片“采自《台湾》杂志”,但出版地、卷期、年月均无说明,同样教人失望(我查过二十年代东京出版的《台湾》月刊,性质根本不合,也查过七八十年代台北出刊的《台湾(画刊)》,只找到上列为11的一张删剩头部和胸部的“沈葆桢”照片,即仅得《福建文博》所用的全身照的一部分,故并非《福建文博》所据者)。
  要确定见于上述(以及类似的)例子的那个像主是否沈葆桢,除追源溯始外另无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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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大陆上治海军史,陈悦(1978-)是新一代的表表者,资料掌握的丰富已难有出其右者,更重要的是治学不固执,勇于修正。2008年5月我有香港行。陈悦来函,谓2007年某家拍卖行在香港拟售1876年8月出版之The Far East杂志,内有那张常被用作沈葆桢真像的照片,图下以中英文注称此人为徐润芝参将。提供照片给他的朋友没有抄录册中必有的解释文字。
  陈悦和其别的有兴趣海军史的朋友谈及此事,有人建议照片中的像主是招商局的徐润(1838-1911),因他以润之和雨之为字号。我不以为有次可能。徐润未尝为参将,指他为参将在其自订年谱内是找不到证据的。此其一。到了1876年8月,徐润已经在轮船招商局当了好几年会办。The Far East怎会弃这个威皇得多,且能切实反映徐润权势与职责的头衔,而采难以证实(即使确有其事),又平凡得很的参将衔?此其二。
  我虽答应陈悦去找这期杂志的原物,但真的谈不上有信心。从书名去看,这当是为满足西方人对东方的好奇而出版的杂志。这类刊物一下子便成了明日黄花。一百三十多年后的今日往何处去找?况且孤零零一册也值得公开拍卖亦足见其今日的时价了。我当时的估计是,或者得托舍弟泰来在藏书够丰富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碰碰运气。回来后,第一件事便是查看夏威夷大学有无这套杂志。竟不得了,按电脑所示馆藏得很齐,却正巧缺了1876年。次日往馆检出原物,喜见整套无缺。刊于August 1876者是New Series 1:2。那张众恒以为像主是沈葆桢的照片(“甲照”)在p.38的相对页(照片页都没有页码)。
  照片下注谓“Hsü-jun-chih Tsang-chiang-A Chinese colonel of Infantry 徐潤芝參將”。这与该册目录页之记此照片为“Chinese Military Officer”是相配的。同样题作“Chinese Military Officer”的照片附释迟至p.47才出现。这条附释虽不算短,讲的却以中国陆军当时的状态为主,与像主有关的只是开首的几句:“The portrait opposed to page 38 is that of Hü(误,应作Hsü)Jun-chih,a colonel of infantry in the Chinese army.He is now statione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Peking,and has a fair reputation for bravery.The badge upon his breast and the rosary round his neck denote his rank in the army”。这几句浅近英文不用耗神和浪费资源去翻译,点出像主是官阶为参将的陆军军官徐润芝就够了。至于徐润芝的生平事迹,除非遇到天赐良机,不必费劲去寻觅了。参将这类中级军官数目繁多,倘无特别行事是很难期望会留下个人记录的。
  The Far East为何要刊登一个几乎无事可述之人的照片,当然是要回答的问题。正如上述,这类杂志的卖点在满足西方人士对东方事物的好奇感,故有刊载样本人物的照片的必要。在新卷其它各期不时见到广州女人、北京女人、四川家庭、台湾土著、路人吵架、蒙古兵、乞丐、冬天渡冰河情景、尼姑之类不必记下像主姓名的照片(不同背景和阶层的日本民众照片数目更多。有关中国的照片集中在新卷各期),以及遍布各期的日本(主)和中国(副)风景照片,同样都是为了向西方人士作介绍。在解说这张徐润芝照片时,声明他穿的是反映官阶的官服,作用同样在提供样本,重点也就显然不在此君本身有多少可述之事。
  另外或者有人会问,The Far East 有无可能误植徐润芝之名于沈葆桢的照片上?这是不必要的顾虑。这期The Far East出版时(1876年8月),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已一年多了。对于这等级的疆臣,一份在日本横滨刊行有年的期刊总不致错认至此极端程度。这点随后还会讲得清楚些。
  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来。如果“甲照”那个丰满而无须的像主是光绪初年驻守北京区的参将徐润芝,那么沈葆桢究竟有无照片或画像存世?答案是有的,而且可选用者还不止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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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以外的刊物有两张刊布有年,早为人所知的沈葆桢画像。其一的“乙照”,见林崇墉,《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的书首插图部分(无页码)。林书虽出版了二十余年,此照大陆学者却很少引用,8(见于页171者)是罕见之一例。

  这本书是林崇墉(1907-1983)的遗稿,不算真的写完,起码未有作最后修订。书首的各张插图或为原稿的一部分,或为出版社所添入已不可知。那张“沈葆桢像”(“乙照”)当是画像,而非摄影品。问题在书中没有交代其来源,也许只能视为家族流传之物。

  “丙照”收入David Pong庞百腾,Shen Pao-che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1994)的书首。这也是画像,亦同样来源不详,但看来是博物馆或纪念馆的展览品。迄尚未见有大陆和台湾学者自这本由世界顶尖儿大学出版社刊行已十多年之书取用这张画照。两岸学界同样裹足不前之程度由是可见。

  三照取舍起来,难易程度有别。“甲照”的像主亲身已明,自然可以不管了。“乙照”、“丙照”之间如何定夺则颇费思量,因为两照的像主不无分别。这不是年纪和胖瘦之异(“乙照”之人看来较胖,颧骨没有那样明显,年纪也大点),而且两像主的不同很易便能指认出来。“丙照”的像主,目力异常锐利,炯炯有神,“乙照”像主的眼神则难说有何特殊之处。不同意的也许会说年纪大了,或因疾病,眼神可以有明显的改变。当然画师功力不足也画不出传神的眼神来。这就得留意一项不会受年纪、胖瘦和健康影响的分别来(“乙照”画得并不差,不能强说其画师功力不足)。“丙照”像主的鼻子蛮尖挺(颧骨高高也助产生鼻子尖挺的视觉效应),“乙照”像主的鼻子则横扁得多!凭此,不难得出“乙照”和“丙照”的像主不是同一个人的结论。然而倘两照的像主确是同一人,其中就必有一张像的真实程度颇成问题(这点随后再讲)。除非乙、丙两照画的都不是沈葆桢,不然“丙照”的那个瘦削的像主是沈葆桢的可能性应较“乙照”高多了。

  刊登“乙照”和“丙照”的那两本书在中国大陆以外唾手可得,连旅行之人也能提供。我在结束香港之行前便扫描了给陈悦。找得那期The Far East原物后,我又把徐润芝照片的说明传真过去。看了这些资料以后,陈悦也倾向相信“丙照”那个瘦削,颧骨高,目光炯炯,鼻子尖挺,留些胡子(他的山羊须尤其令人注目)的像主才是沈葆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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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迄今仍未见有沈葆桢容貌描写的文字记录,这样指认还未算满意。陈悦随后说见于“紫光阁功臣像”中的沈葆桢正符合个子瘦削、两颧高、鼻子挺等特征。那时正值陈悦公私两忙之际,一时未及给我那张画像,幸门人黄海星已在香港替我自彭鹏年的《紫光阁功臣小传并湘军平定粤匪战图》(光绪庚子年点石斋刊本)找到那张沈葆桢画像(“丁照”),面貌特征正与见于“丙照”者同。

  佐证尚不止此。仍未见沈葆桢容貌的描写并不构成论据之不足,因其健康长期不佳是无庸置疑的事实。沈葆桢痼疾繁多,经常为病魔所苦,即使仅看其《沈文肃公政书》(光绪庚辰吴门节署刊本),记录已不少:卷3,页110下;卷5,页70上;卷6,页74上至75上;卷7,页45上至46下,56上至57上,77上至78上,126上至127下。

  “丙照”、“丁照”,和沈葆桢长期健康不佳的记录,三者是相配合的。

  这里有一不能排除的可能,即“乙照”是家族所传之物。那么如何解释乙、丙两照像主体格和容貌之差异?假如“乙照”画的确也是沈葆桢,合理的解释当是家族要求把像主画得够健康,够丰满,颧骨也就没有那样显露,鼻子随亦变得横扁了。这样说并非纯凭推理。台湾省立博物馆(在台北)藏有一幅沈葆桢夫妇(沈妻为林则徐女)的双人画像(“戊照”):

  见于此画的沈葆桢,面貌和体格与见于“乙照”者不能说不相似。画师满足家族的要求当是合理的解释。

  此外尚有一旁枝而相关之事得照料。庞百腾(1939-)的书由陈绛译为《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200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这个译者(说不定是编辑部出的主意)竟扔了独见原书的珍贵“丙照”,而采徐润芝的玉照来设计封面。这分明是弃珍珠,选鱼目的荒谬行径!大概彼等以为“丙照”太陌生了,为安全计乃代之以在大陆刊物习见的徐润芝玉照!难道他们没有和庞百腾商量一下便单方面采取行动?

  另还有两件性质相同而上面仅讲了一半的事待澄清。陈贞寿(1926-)的图说《中国海军史》(8)和林呈蓉的《牡丹社事件的真相》(15)同样把“甲照”(陈书页199,林书页113)以及“乙照”(陈书页171,林书页123)都收入书中,并指照中之人均为沈葆桢。两照的像主面貌和体格明显俱异,不管他们分别是谁,根本绝无可能是同一个人。如此滥收,除了不察之失外,尚有奉行堆砌主义,以为照片收得愈多就会愈妙的毛病在后面。可惜陈贞寿近年出版的近代史图录全是这心态带出来的产品。陈贞寿和林呈蓉都不明白贵精不贵多(less is more)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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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葆桢的真相确认了,问题仍未全解决,起码还得找出为何会长期误徐润芝为沈葆桢的原因。考证忌一厢情愿,先立了结论,才去寻配证据,很易就会弄出证误为是的笑话来。考证更不可强求,机缘与功力同样重要。能否解释因何错指徐润芝为沈葆桢就是这种考证过程的例子。

  我不治台湾史,但因翻阅The Far East时发觉这套期刊颇有独得的1874年(同治十二年,明治七年)牡丹社事件资料,以及此事件与中日海军息息相关,遂多找些书来看。一经追查始知校图馆藏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士写的台湾史地书籍殊多。很快就在法国驻华外交官于雅乐(Camilla Clément Imbault-Huart,1857-1897)的L’lle Formose:Histoire et description(Paris:Ernest Leroux,1893)内看到那张徐润芝照片(“己照”在pp.142-143之间)。图下却毫不含糊地指像主为沈葆桢(Chen Pao-tchen,Commissaire imperial à Formose en 1874)!

  “甲照”和“己照”虽是采用冲印自同一底片(那时用的是玻璃板)的照片,二者却有好些明显的异同:(一)台灯和墙上挂的字幅,“己照”都清楚得多。(二)像主左侧的室内背景,“己照”也多了不少。(三)“己照”删去像主的右脚,两脚前的地板也就收不进照片内。(四)在“甲照”中,像主两脚清楚可见,连两脚前的地板也包括不少入照片内。(五)两照中所见像主衣服的褶皱完全一样,丝毫无别。何以会有这些异同很易解释。于书中的那张照片并非取自早十七年出版的The Far East,而是两书先后采不同法子来利用冲印自同一底片的照片;The Far East每册用原照片来粘贴(这点随后会说清楚),于书则用买得的一张照片来制版。两者均足称为原始照片。有了这认识,就可以看看两书所载的照片如何分别衍生出日后那些广泛流传,品质却参差殊极的所谓沈葆桢照片来。

  前面开列的十五个例子当中,制作粗劣者占大多数。称得上清晰的只有9,10,12,13四张。但其中9和10仅保留像主的头部和胸部,并非全照。若不论品质,全照尚不算少,计有1,2,3,8(见于页199那一张),12,13,14,15(页113者)。倘要求清晰和齐全两条件俱备,合格者只有12,13两张了。这情形是可以解释的。

  12和13两张直接(或相当直接地)依据于雅乐书。台湾史这行业在台湾人强马壮,历时且已很久,有关的早期西方著述由是恒为彼等所参谋。其中一本就是近年有复制本助流通的于雅乐书。12和13印得漂亮,又无删减,原因就在此。用上面所讲The Far East和于书两照片的分别来作判断准则,除12,13外,1,2,3,14,15也可归入源出于书的一组。1,2,3,14,15所以印得差,主要因所据的照片是多次转手的货色,遂致严重失真。不管复制后的品质如何,源出于书的照片都逃不出承袭误指像主为沈葆桢的命运。

  3和8(页199者)够特别,因为保留了像主两脚和脚前的地板,故可断为出于The Far East。但为何连这两张也指像主是沈葆桢呢?这两张品质不高(3尤劣),当是由于转手次数多,致令失落了像主是徐润芝的记录。

  那些仅采用头部和胸部者(有时连胸部亦仅存部分而已)的虽然无法断定其处于The Far East或于书,看来还是属于书系统的可能性较高。

  若非陈悦的朋友眼利,在拍卖行留意到注明像主是徐润芝的那张照片,谁敢怀疑出版得那么早的于书的准确程度。

  理解于雅乐书这类十九世纪后半期刊物用作插图的照片通常是怎样来的,有助重构那张照片两个版本的来龙去脉。这里正是可容查探的机会。

  于书刊为插图的照片(地图和画出来的版画不算)确不少,且分为两组,一组(十三张)注明得自巴黎的Berthaud店(那张所谓“沈葆桢”照片即包括在这组内),另一组(十七张)则不交代来源,两组计共三十张。多年后,长期旅华的英人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ing,1840-1912)在其Pioneering in Formosa(London:Hurst and Blackett,1898)书中也用了十六张照片作插图(全不说明来源)。两书作者和出版地既均异,又相去五年,却同样讲台湾历史和风物,所用照片理应不同。岂料必书中的十六张照片竟有六张早见于书(Berthaud组者四张,于书不注来源者两张),这是相当高的比例。能否指斥必麒麟抄袭?不管那时的复印技术可弄出什么层次的成品来,必麒麟绝对没有自于书取用那些插图。于书在p.181刊出一张打狗(今高雄)港的海港照片(在不注明来源的一组),这张照片也收入必书p.28。但两者有一很明显的分别。见于于书者是椭圆形的,即四角都被删去了。刊于后出的必书者是长方形的,不独四角俱存,边旁事物也保留了不少。连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也有简繁之异。于书仅简单地说:“Vue de Ta-Kao,Formose méridionale.”必麒麟说的详细多了:“Takao,South-Side-Messrs.Ellen&Co.’s House and Godowns.”前刊者注释简而照片有删节,后印者解释全而图亦全,分明各出自独立的来源。这证明见于十九世纪末那类介绍地方文化风物之书的照片,若非声明是作者自己拍摄的,就大有可能是买回来的。买来的照片带出一问题来。卖者一旦标贴错误(店子远在巴黎也增加弄错的可能),买者根本无法知道,后人沿用,差错就会照抄下去。指徐润芝为沈葆桢之误看来就是这样开始和沿袭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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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也可另换角度去看。于雅乐书是现在所知最早指像主为沈葆桢之例(所以上文说自近年大陆和台湾的刊物中再多找例子并不重要)。于书1893年的出版年份本身就带有不轻的权威,再加上于雅乐是法国驻华的外交官,又是沈葆桢的后辈时人,他所说的话谁敢质疑。这只是表面的情形。于雅乐1880年来华时,沈葆桢已死,而那期The Far East出版时沈仍在世。更重要的是,于雅乐并没有用过那期The Far East。于书前有一份长达五十四页的参考书目(中、日、西、葡、荷、法、英文资料),内没有The Far East(两者的出版相去十七年,不能说时间上不容许他找来看)。看来于雅乐根本不知道有像主是徐润芝这一说,那么他指像主是沈葆桢的依据当就是卖照片给他者所提供的标贴了。

  如要找那张徐润芝照片的源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The Far East就是。上面说过,The Far East是很特殊的刊物:文字是印出来的,照片则全是逐张用原物粘贴上去的,整套期刊没有一处例外。当时有用照片来制版,然后印刷的技术,但没有用照片来大量复制为照片的技术。如The Far East不是所用照片全都有底片在手,随意按所需的数量冲印,那么每期每张照片都要买不知多少份回来才够贴用,成本早成天文数字了。很明显,The Far East所用的照片全是自已拍摄,或安排拍摄而能随意使用底片的。还有,The Far East选用的照片不少都附有足够的说明,资料的详细程度往往不是供应照片者所能提供的。合理的解释是The Far East指令拍照者(纵使不是特派员)顺便搜集资料和采访。换言之,指“甲照”(以及“已照”的像主为徐润芝绝对无误。刊登过的照片很少有再用的机会,底片遂卖给别人,这就是十多年后于雅乐可自巴黎的Berthaud买到那张照片的理由。或者The Far East结束后(该社于1878年夏结业),社内的底片辗转流入Berthaud那类店子里去,结果都是一样的。

  当然也得考虑失误的难免除以及The Far East处理错误的诚信程度,如果日后提供照片的店子会误贴标签,The Far East同样有犯错的可能(尽管可能性不高)。错失固然无法保证全无,The Far East的诚信程度则是可靠的。该刊New Series 4:2(February 1878)那期刊出一张注明是打狗海港的照片。社方旋即发觉不单摄影师误签了标签,那张原来是厦门港的照片,编辑复因正在等候打狗港的照片,遂不细察便用作打狗的照片刊了出来。他们迅即在下一期,New Series 4:3(March 1878),作更正启事,并另刊登张正确的打狗港照片,一切够快捷,够老实,是崇高的敬业精神。自刊登那张徐润芝照片至该社结业,中间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从未见有修订那张照片的像主身份的声明。重复更换角度去看,得出来的结论始终是一样的:采自The Far East的“甲照”(以及根据于书的“己照”)的像主是驻守北京区的中级军官徐润芝,不是历任船政大臣,两江总督的林则徐女婿沈葆桢。

  追查沈葆桢的真像,过程确够复杂,得提要以便读者。“丙照”是最正确,和提供足够细节的沈葆桢真像(“丁照”受形式所限,只是个轮廓而已)。“己照”(以及更简单的“戊照”画的即使确是沈葆桢,像真程度仍不可靠。“甲照”和“已照”的像主是徐润芝,不是沈葆桢。那两张都是照片,而非绘画,根本无可能把经常百病缠身者拍摄成健康、丰满之人(那时的摄影技术和工具都很简陋,仅能办得到忠诚地把事物摄入镜头)。

  有确认沈葆桢真像的必要是陈悦引起我注意的。在随后的追查过程中,我们逐点讨论,互通资料,故若真的找对了答案,成绩是和陈悦共享的。这当然不是指陈悦必然同意我说的所有细节(他并未看过这篇文稿)。要是提出来的答案根本不正确,错失由我单独负责。

  作者: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

  原载于:《九州学林》2008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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