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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蜜月”
发布时间:2012-12-05 来源:老照片札记 作者:冯克力 浏览: 次 【字体:

  如果要问,近代以来中国与哪个国家的关系曾最为亲密,恐怕不少人首先想到的会是苏联,那个当年的“老大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中国虽然还有过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这样一些亲密盟友,或被称作“同志加兄弟”,或被喻为“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等等,但在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中,中国的付出远远大于所得,而且大得不成比例,几近匪夷所思。唯独在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中,在国防、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里,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国与国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众所周知,中共的诞生与崛起都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早期的活动经费大多来自苏联(通过共产国际)不说,即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样一些攸关中共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也都有苏联的主导和影响在里面。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中共夺取政权和新中国建设中的正面作用被一再淡化,而苏联对中共建政和经济援助的某些负面影响则被不断夸大。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苏恢复正常关系以后,中苏之间的这段历史才得以复归相对客观的叙述。随着苏联解体,其内部档案的大量披露,苏联对中共的资助及遥控又有了更多的佐证。
  不可否认,苏联对中共的援助,除了基于“输出革命”的目的外,也有国家地缘政治的考量,希图在东方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以牵制咄咄逼人的日本。苏联早先除了援助孙中山,还曾寄希望于冯玉祥,甚至试探与吴佩孚合作,但最终还是把宝押在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身上,促成了中共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支持并援助国民党发动北伐,统一中国。不料,1927年北伐进行中,国共反目,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也将苏联置于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但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一直在审慎处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既与国民政府维系着正常的邦交(虽因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而一度断交,但在抗战爆发之初,又成为唯一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暗中则一直没有终止对陷于困境的中共提供帮助。
  当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胜出,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苏联无形中也跟着成了最大的赢家,就像天上突然掉下个大馅饼。中共夺得政权,对苏联而言至少有双重意义:一是创造了“输出革命”的成功范例,社会主义阵营得到空前壮大;二是中国的“改朝换代”,及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苏联彻底解除了来自东方的隐患。有了这样一些历史的、政治的、地缘的种种背景,中苏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想不亲密都不可能。

  《老照片》里不乏反映中苏“蜜月”的照片,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为特定时期的中苏关系留下了鲜活的记录。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年仅十六岁的李功,被选调到驻辽宁某地的苏联航空兵64军军部,为斯柳沙列夫军长担任贴身警卫。这张照片(图一)是李功(右)陪同斯柳沙列夫军长到野外打猎归来后拍摄的,中间手持猎物的是军长的副官雅沙,站在左边的是军长的司机。他们都身着中国军服,也没有佩戴军衔。这个航空兵军根据中苏双方的约定,派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对外绝对保密。这是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首次真枪实弹的较量,参战的苏联空军对自己的使命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例行动员中一再向官兵强调,他们既不是在为中国打仗,也不是在为朝鲜打仗,而是在为自己打仗。李功人很机灵,深得军长夫妇喜欢,拿他当自己的家人一样,为称呼方便,还给他起了个俄文名——别佳。他被安排住进军长夫妇套房的一间小屋里,而军长夫妇的套房其他人都不能随便进出,连他的副官雅沙也不例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李功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两次荣立三等功,并于朝夕相处中,与军长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李功在回忆文章的结尾,满怀深情与关切地说:“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的那些苏联红军战友可还健在?……如今苏联解体,苏共变成了俄共,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我的那些为中苏友好做出过贡献的战友们,多数都是苏共党员,不知他们能否躲过时局动荡的劫难?”
  在苏联空军入驻东北、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大批的苏联专家也被派到中国,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图二是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参观浙江余杭县仓前区粮库“无虫仓”时,与粮库职工的合影。照片的提供者许景旺先生只为这张照片写了一则简短的说明,其曰:“1953年10月,浙江余杭县的粮库成为了“无虫仓”。中央粮食部为推广余杭的经验,特邀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前往考察指导。在考察过程中,莫若洛夫严细认真,一丝不苟,令浙江省粮食系统的老人至今难忘。”身着西装的莫若洛夫身居画面中央,神情怡然,被清一色中山装的粮库职工簇拥着,大有众星拱月之概。这张合影照片,正是苏联专家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的真实写照。不少回忆文章在谈到苏联专家时,对他们的敬业精神与专业素养多有佳评,而这位“令浙江省粮食系统的老人至今难忘”的莫若洛夫,不过是众多苏联专家里的一位。
  图三,是1950年代初山东崂山流亭的一群小学生在宣传橱窗前看《苏联》画报。在没有电视的年代里,画报是最直观、形象的传播媒介,无论识字还是不识字,都能从中获取信息 。想来是新一期的画报刚刚贴到宣传橱窗里,随即引来一群放学的小学生们驻足观看。《苏联》画报是苏联当局主办的一种官方杂志,专门报道苏联国内外的时政要闻和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除了行销苏联国内外,还以各种文字的版本向国外发行。中文版的《苏联》画报,当年与《人民画报》一样,是各厂矿、机关与文教单位都要订阅的,在中国相当普及,如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几乎都有过阅读这本画报的经历。
  橱窗里《苏联》画报所记载的苏联社会情形,以及画报本身的精良印制,与橱窗前小学生们褴褛的衣着、简陋的书包,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所折射的,正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照片里的孩子们看得专注而投入,只有两个男孩留意到身后照相机的存在。尤其是站在最后面的那个穿花衣服的小女孩,仰着脸远远地看着,聚精会神。她还是刚开始认字的年龄吧,因隔得太远,即使认得一些字,恐怕也难以看清上面的内容,但这无关紧要,光是那些新奇的照片就足以吸引她的眼球,并由此引发美好的向往,因为她已经反复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图1 1950年代初,李功(右)陪同斯柳沙列夫军长到野外打猎归来后所拍摄。中间手持猎物的是军长的副官雅沙,站在左边的是军长的司机。(原载《老照片》第21辑)

 
图2 1953年10月,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参观浙江余杭县仓前区粮库“无虫仓”时,与粮库职工的合影。(原载《老照片》第6辑)

 
图3 1950年代初,山东崂山流亭的一群小学生在宣传橱窗前看《苏联》画报。(原载《老照片》第1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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