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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遭遇”之种种
发布时间:2012-12-14 来源:老照片札记 作者:冯克力 浏览: 次 【字体:

  罗兰•巴特在《明室:摄影笔记》中曾经谈到,被拍摄者在照相机前摆姿势“定格”的那一瞬间,具有某种使自身“坏死”的意味。为了说明摄影的这种“坏死之力”,他以当年巴黎公社社员的遭遇来隐喻:“某些公社社员自愿甚或满腔热忱地在街垒前摆出姿势照相,公社失败了,他们被梯也尔的警察认出并击毙,几乎无一幸免。”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论摄影》里也提到了巴黎公社社员的这段遭遇,但她的记述与罗兰•巴特略有不同,她是说统治者“对巴黎公社社员进行杀气腾腾的大围捕时首先使用了照相机”,而且从那以后“照片便成为现代国家监视及控制日益机动的人民时一种有用的工具”。
  桑塔格引述这件事,意在强调“照片可以提供证据”,并且是统治者主动地用照相机来猎取,但在巴特那里,照片成为证据,似乎是不经意间达成的,至少公社社员们“满腔热忱地在街垒前摆出姿势照相”的那一刻,并没有意识到。
  巴黎公社的时候,摄影术发明不过才三十年出点头,其“提供证据”的功能即在统治者镇压民众时派上了用场。那也是人类第一次尝到了照相机瞬间定格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当然统治者并不这样看,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意外的“甜头”,而且按图索骥,通过照片来指认、缉拿反抗者的把戏,在梯也尔之后的一百多年来,一直就没断了上演,只是手段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日臻完善,如今在一些国家里,摄像镜头几乎已无所不在。
  摄影术传到中国的一百多年间,从晚清到北洋,到民国,到日本侵略,到国共内战,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接踵而至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政局变换之不测,社会动荡之剧烈,为数千年来所罕见,而沉浮其间的国人则往往昨是今非,今是昨非,天上地下,不堪其忧。于是,为了使作为“证据”的瞬间定格能够达成或避免某种后果,无数的照片便难逃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种种命运。

  先说被抄检。在中国,罚没、抄家的事情古来有之,遇到改朝换代的关口,更是频频发生。“文革”虽算不上什么改朝换代,但抄家之风在“文革”期间却如瘟疫一般,短短几个月里就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无数个家庭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蒙被其害。此时的抄家,因完全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几于抢劫无异,从书信、证件、资料到字画、古董、首饰……几乎无所不取。照片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作为“证据”,也在重点抄没之列。
  这些年编辑《老照片》,出去约稿,不知多少次听人慨叹,家中原先有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抄家时被洗劫一空。民国年间有条件经常照相的人家,要么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要么家庭经济境况比较殷实,而这样的人家,正是那场“革命”所要整肃的。
  “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品,有些被抄没的照片幸得物归原主,有的则不知所踪;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流落到了旧货市场,被辗转拍卖。还有一些照片当年抄没后,待归还时已无法与物主取得联系,遂移交给了当地的文博部门。我曾在某文博部门看到过大量如此“收藏”来的老照片,用牛皮纸包着,一摞摞地堆放在库房的货架上,因年久无人翻检,上面积满了灰尘,翻检之下,积灰四扬,被呛得咳嗽不止,而包裹其中的照片却不乏价值可观的精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收藏”的方式虽非“正途”,但总算让那些抄没的照片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归宿。这些年,有些地方的文博部门开始着手对这些照片开发整理,或举办展览,或出版专集,像是“文物”出土,一经面世,每每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抄检,就有藏匿。有位潘津生先生,在新近出版的第八十五辑《老照片》里,记述了一张家藏老照片在一个世纪里的遭际。
  1900年春,祖孙三代,整整十七口人,少长咸集,在古色古香的安庆祖屋里拍摄了一张全家福(图1)。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战乱频仍,一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但这张照片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期间,作者的伯祖父、作者的父亲和作者的叔父,相继于1925年、1964年和1982年,在照片装裱衬板的空白处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题识,感叹岁月流逝、家人聚散,赋予了这张家庭合影以丰富的社会人文信息。1964年,作者的父亲在题识中这样写道:

  数十年极人事之变迁,存余行箧囊也,蜀也芜也宁也苏也沪也,转徙奔走万余里,骨肉分滞于异乡,此身而外此图独存。时一展观,悲欢横积。盖是图也,非金珠玉帛也,藏之笥胠箧者不取也,遗诸途好货者不顾也,或有目而注之者曰:此鬼魄也,避而走。嗟夫!天下唯与人无争之物,可为长保,可为长私也……
 
  孰料,这则庆幸“此图独存”、“可为长私”的题识写下才两年,“文革”就爆发了。在“破四旧”风暴中,为保存、藏匿这张照片,作者的父亲费尽了心思。最后,将照片固定在了所居日式房子的一扇纸质拉门内,又将外侧贴上同样的纸张,从外观上看不出一点破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是惊心动魄:“1966年9月16日晚,五名南下北京红卫兵闯入我家,据他们说,他们在北京某‘黑帮’家中看到了我父亲送给那位‘黑帮’的作品,于是便循着这条线索来上海查抄。查抄共进行了五个小时,他们将我家几代人辛苦收藏的古董珍玩、古籍字画等一扫而光,装满一部三轮卡车后拉走。惟一值得庆幸的是,这张《合家欢喜图》,得以存留下来了!”

  像潘津生先生家人那样敢于精心藏匿“问题”老照片的,并不多见。许多人往往不等来抄家,便将感到会惹麻烦的照片自己动手销毁了。将家藏的老照片付之一炬,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却很容易理解。实际上,自动销毁家藏照片之举,早在1949年时代转换不久便发生了。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家中所藏凡与旧政权有些瓜葛的照片,像穿国军制服的、或与国民党高官合影的,总之,足以佐证当事人在旧政权中地位与身份的那些照片,即被大规模地“销毁”过一次。及至“文革”,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即被疑为地主富农,身着西装革履则非工商买办莫属。即便没戴瓜皮小帽,也没革履西装,哪怕只是穿戴得稍微齐整了一点也不行:广大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就你们家过得人模人样?于是将照片付之丙丁,就成了一种最安全的选择。
  八十一辑《老照片》里刊载过已故著名学者周一良生前所写的一篇怀念夫人邓懿的文章,其中也忆及自己“文革”中主动销毁家藏影集的经过。周先生说,这些保存了几十年的十几本相册“并非扫四旧之初所毁,是红卫兵抄走又还回来之后,被我自己亲手毁掉的”。这件事让他的夫人很伤心,周先生后来回想起来也很愧疚。分析到自己何以这样做的原因时,周先生说道:“我对于她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照相馆摆出姿势所照的相,向来认为俗气,很不喜欢。但当时究竟是受到什么思想支配,现在也说不清楚。总之是一种赌气的行为吧,就干脆付之一炬。”
  在空前的社会压力下,面对家藏老照片,连学富五车的周先生尚且惶恐莫名、不知所措,遑论那些一般的民众了。周先生文章中随附的老照片,还是后来从国外的亲戚处一张张又陆续找寻回来的。(图2)

 
图1 这张拍摄于1900年的全家福,全赖照片的主人别出心裁,将其藏在了居室拉门的缝隙间,才得以躲过“破四旧”一劫,完好保存。(原载第85辑《老照片》)

 
图2 周一良先生与夫人邓懿女士的结婚照。这些“文革”中被周先生亲手焚毁的照片,后来又从国外的亲友处陆续找回。(原载第80辑《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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