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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外诸国盖由此始
发布时间:2010-01-14 来源:47辑 作者:秦风 浏览: 次 【字体:
 
图:1662年,荷兰人与郑成功相互争夺热兰遮堡与台湾全岛。

  由于两岸长时间的隔离,台湾过去之种种对于大陆人而言,难免带着一丝神秘的色彩;此外,近年中国大步走向海洋,台湾遂由传统眼光里的中国东南边缘岛屿,变成面对美日等强邻的战略前沿。
  种种因素加起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台湾热”,对宝岛不仅抱持感情,也希望在知性的层面上了解台湾的历史与现况。这种渴望一旦出现,学术界和文化界必然会兴起“台湾学”。笔者并非专家学者,但毕竟生于斯,长于斯,又因喜好旅游,一草一木未曾错过,加上平日喜欢翻闲书,因此希望借此时机说说台湾,期望在增进两岸相互理解上,尽一己之力。
  中国人最早对台湾的地理人文有详细描述的文献应是六朝沈莹所著《临海水上志夷洲记事》,指出:“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两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山众,为山夷所居……”到了隋朝,又出现了另一本记载台湾的书《琉球国传》,此后古代的台湾称做“琉球”,闽粤边民出海谋生,先到澎湖,后又到台湾。元代在澎湖设巡检司,足见此处汉人移民已众,贸易往来频繁,此时台湾虽然已有汉民,不过尚未列之管辖。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描述琉球(台湾)为:“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其峙山极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长,夜半则望谷之日出,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土润田沃,宜稼穑。气候渐暖。俗与澎湖差异。水无舟楫,以筏济之。男子妇人拳发,以花布为衫。煮海水为盐,酿蔗为酒。知番主酋长之尊,有父子骨肉之义。他国人倘有所犯,则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头悬木竿。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硫磺、黄蜡、鹿、豹、麂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磁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
  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自澎湖望之甚近”比较夸大(澎湖虽离台湾不远,但并没有近到肉眼看得到的地步),其余则基本属实。元代的中国文明已经相当成熟,无论农业、医学、工艺、文学、政治与社会体制等等,在同时代的世界各国中均属进步之列,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已高度开发,即使闽粤两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省份,泉州港更是海上丝路的起点,在马可波罗的描述里是与亚历山大并列的世界两大商港,其地位远高于今日的上海,带动的工商业荣景,不难想象。尽管如此,与福建闽南仅一衣带水的台湾却仍处半蛮荒状态,汪大渊指台湾是“海外诸国盖由此始”,意思是台湾乃中国面对海外诸国的大门,反映了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知,不过这扇大门在当时并没有精心去加固或装修,天朝帝国没有分享这种先见之明;明朝初期甚至撤掉了澎湖巡检司,理由是“澎湖岛民叛服难信,议徙近郭……尽徙屿民,废巡检司而垆其地。继而不逞者潜聚其中,倭奴往来停泊取水,亦必经之”。
  有关中国为何谨守陆地堡垒,而未如欧洲国家那样向海洋发展,学术界已有许多探讨。永历年间,郑和七次出洋,后人无以为继,以致巨舟弃置海岸,任凭风吹日晒,往日风华如过眼烟云,证实了传统中国农业文化与海洋仍有相斥之处,海洋贸易并未被视为创造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飘洋过海谋生的中国人被看成离开原乡的无知弃民,不可信赖,而不是掌握海外信息的自己人,可以为我开拓市场或起码的通风报信者。这类的观念在皇帝口中不断地流露出。
  这种文化现象决定了台湾继续被丢弃在外,成为东南沿海不循天朝纲纪的流民的聚集地。明末闽粤兴起多个海商集团,在日本、福建和南洋群岛之间从事三角贸易,因为朝廷不予重视,他们只能自求多福,武装船只争夺地盘,掌握市场,甚至对过往的普通船只收取保护费。其实这种情况与陆上的逐鹿中原并无二致,只不过这回是在海上。而且,与郑和的船舰不同的,这些海商集团将经济利益摆在第一,其航海知识、贸易信、武装配备均以追求贸易利润为最终目的,因此技术层面进步神速,而且发展也具有永续性质,这是中国海洋文化及海权力量的兴起之始。这些英雄好汉驶着大船活跃在厦门、台湾、九州岛、吕宋之间,彼此相互征战并吞,最后剩下颜思齐、郑芝龙等人独霸一方。颜思齐,福建漳州海澄人,被视为开发台湾的第一个中国人。郑芝龙,福建南安人,随着同乡到日本找机会投效颜思齐,娶日本妻子,生下郑成功,后参与推翻幕府,事败逃亡,手下提议:“闻台湾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于是郑芝龙率众南下台湾,在台南、嘉义沿海筑寨,漳、泉乡民闻风涌至,一股以台湾为根据地的海上势力旋即出现。颜思齐死后,郑芝龙成为继承人,势力更如日中天,就如坐大后的陆地流寇一样,郑芝龙开始施赈乡民,收拢人心,以致更多贫苦大众渡海投靠,人气更旺,台湾俨然成为海上称雄的基地。此时正苦于辽东边患的 朝廷对此大感头痛,这时只好拿出招安封官的老办法。郑芝龙最终受抚,由强盗变成了官军,率众离开台湾,回到福建。
  明朝末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荷兰人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当他们再往北走的时候,正好碰上郑芝龙的强悍的舰队,彼此经常发生武装冲突。不过此一时期,中国人进行海战并不吃亏,相反地,由于占了地利之便,熟谙海域,又有陆上支援,不断有捷报传出。如若探究深层原因,闽南海上武装集团能与西洋海权国家互有胜负,盖因经济利益来自海上,由于追求利益的逻辑和模式与敌人并无二致,因此结果也就相去不远。反观传统中国内陆型的政府,经济利益非来自海洋贸易,因此当海运被敌人霸占时,并不意味着生命线被截断,御敌之道自然是在沿海筑堡坚守,而非建立强大舰队,直接在海上歼灭敌人,以求水运畅通。1980年代末北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部电视纪录片探讨过这个问题,为何中国人与倭寇作战只会在岸边筑堡而不会主动到海上歼敌?其实这并非主观心证的问题,而是经济利益来源的问题。如果中国人的主要财富来自海洋,军事思维自然会促其建立保障海洋利益的海军;尽管如此,经济利益及其延伸价值体系的转变是极其缓慢的,与近代中国的重新崛起几乎是同一步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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