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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革”二三事
发布时间:2010-01-16 来源:第41辑 作者:郑克中 浏览: 次 【字体:

   看到小报上有一篇《文革一号“造反派”聂元梓今昔》的文章,不禁勾起了我对三十多年前往事的回忆。我和聂元梓并没有直接交往过,原因一是地位不同,她那时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二是当时我不是一个活跃分子。但我们确实有过交道,要不是因为她,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是1964年考入北大俄语系的,只读了两年书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25日,当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之时,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我们不了解大字报的背景和内幕,仅从内容判断,其主要矛头是指向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的。我们认为这是将工作中的人事关系矛盾扩大化、政治化,以求将对方打倒,这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常用的手段。斗争哲学嘛,就是斗,你不斗别人,别人也要斗你,要不怎能升迁和出人头地呢?但对聂等人采取的扩大事态、上纲上线的做法,我们难以理解。因此对他们的人品有些怀疑,甚至是反感。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贴出,反击的大字报立即贴满了校园,人们的判断是:反对陆平就是反北大校党委,反北大校党委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右派。接着有传言说,他们贴大字报的地方是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地方。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几个人决定也写一张,并于26日晚贴到了学三食堂里的墙上,题目是“质问聂元梓们:想干什么?”没想到6月1日晚,风云突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将其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几乎所有的人都懵了,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聂元梓的来头一定不小。回过神之后,我们忽然想到学三食堂还贴有我们“围攻”聂元梓的大字报,于是赶紧去撕。没想到看守大字报的校友高低不让我们撕,好说歹说,在确信是我们几个人所写之后,他才勉强答应了。到了第二天,整个校园几乎就没有了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了。我们这些“保皇派”(保陆平)一夜之间变成了“造反派”(拥聂)。后来武斗、打派仗时,许多人津津乐道自己不是“保皇派”而是“造反派”,甚为幼稚可笑。其实,当时有几个人知道聂元梓是何许人也?即使知道,也不过是一场赌博罢了。过了一段时间,七位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名的人互争“贡献”大小,又传出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写的,是别人写完后,她在大字报最后面添了两句口号。因为她官最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所以署名排在了最前面。
  北大乱了套,课也不能上了,接下来就是揪斗陆平和各系主任、书记、“反动学术权威”等,开始了打人、戴高帽游街、抄家。6月18日,西语系一帮人在38楼楼前把系副主任严宝瑜、团总支书记赵云阁(女)等人揪上台阶,给他们扣上纸糊的大白高帽子,当众羞辱、殴打,有人将厕所里盛便纸的纸篓扣在他们的头上,从头上往下浇墨汁,还把严宝瑜从六七层高的台阶上踢下去……严宝瑜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精通英、德、法多种语言,当过云南王龙云的翻译。平时气质儒雅,衣冠楚楚,突然间竟遭此奇耻大辱。我不忍再看下去了,匆匆回到宿舍,恶心得晚饭都难以下咽。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从此以后,我对所谓的运动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
  当年9月9日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1日选举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聂元梓取代了陆平。接着各系也纷纷成立了系文革,取代了原系领导。10月的一天,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信中说,这是他寄给我的最后一个月的生活费了,他已被打倒,全家和他一起已被遣送回农村老家接受改造,信是在路途中发的。他告诉我,如果能在北大呆下去就呆下去,如果不能就自己另想生存的办法吧。这消息真如五雷轰顶,我一下子就被击得浑身瘫软,站不起来了。我呆呆地望着宿舍的墙壁,泪水涌上眼眶,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据北大的现状,我能猜出父亲的遭遇。但不管怎么样,还得把家里的事向组织汇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好朋友岑万洪,他是俄语系文革会成员,这完全是因为他出身好,而他本人是一个善良得要命的人。他安慰我别着急,说他向系里汇报后就去找聂元梓。果然,大约只过了几天的样子,岑就告诉我,聂元梓已经批了,每月给我十七块五的助学金,并转告我要与家庭划清界限,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北大助学金的最高标准是十九块五,只有真正来自农村、出身贫下中农的学生才能享受,我能领到十七块五的助学金,是做梦也不敢想的。这事发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想聂元梓可能早已忘记了。但她作出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决定,却决定了我的命运。
  就凭着这每月十七块五毛钱,我在北大坚持了整整四年。每月除去十五块五的伙食费,还剩两块钱零用。后来学校规定,节余的饭票可以换钱,这样我有时就不吃早饭或晚饭,每月还可再省出四五元钱买点生活必需品。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的罪名是“走资派”和“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他被押送回乡之后,乡里曾派人到北大找到聂元梓,要求把我也弄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说我是富农家的狗崽子,这样的人怎能在北大读书?他们的要求被聂元梓拒绝了。聂说,家庭和本人是两回事,只要和家庭划清了界限 ,就是革命同志。那几年,我都老老实实呆在学校里 ,没敢回一次家。我知道,回去就可能回不来了。
  故乡对我是一个遥远的梦,我爱她的青山绿水,那是我的祖先耕耘和安息的地方。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要是没有人不断地输送仇恨和争斗,而是输送文明和科学,那里该是像奥地利、瑞士一样美丽的地方!

 左图:1967年10月,四同学在北大毛泽东塑像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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