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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希望的延安
发布时间:2010-06-08 来源:30辑 作者:徐宗懋 浏览: 次 【字体:

 
  1937年初,访问延安的美国学者与新闻界的友人曾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充满着史实的感动。中共领袖们在长征之后仍保持坚定与自信,不过任何人都看得出,情势依然十分艰困,危机仍未真正解除。这点从几个革命领袖没有任何排场阵仗的言行举止,风霜满面的脸庞,以及对外发言时有意放低的姿态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的确,在中共党史上,这可能是攸关存亡的严重关头,虽然“西安事变”阻挡了蒋介石的最后一击,换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但也使得蒋介石顺势取得了领导全中国抗战的正当地位。客观上,近三万名红军官兵分布在贫瘠的西北高原上,缺乏武器补给,生产资源也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达百万之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配备了德国的新式装备,其他各路军阀见状只能靠拢,不敢像过去那样轻易纠众起事,加上京沪杭三角地带的工商发展欣欣向荣,蒋介石的政军经实力呈现跃进状况。比起江西苏区时代,国共力量的对比更加悬殊。
   尽管如此,延安的前程并非黯淡无光,军事上的挫败只是有形的,就精神上、人心上的无形力量而言,共产党从来就不是弱者,从来不曾自卑自怜;相反地,有形力量的挫败,带来宝贵的经验教训以及更务实的态度,有助于巩固意志,调整正确的方向。 1937年初的延安,根本任务便在于保住最后的实力,创造最大的可能。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密集展开,共产党使用的提法是具有尊严涵义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不过查遍国民党的文件和声明却不见这个字眼。所谓合作包含着平等、对等的意思,可是在国民党看来,国共谈判的主要内容却是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部,以及中共要员以何种身份加入国民政府。这是谈判的基本框架。政治上,国民党希望无需动用武力就可将共产党吸纳进体内,利用强大的体制机器威吓收买,最后消化于无形;共产党则是反其道而行,希望取得合法的地位,保持独立的自我,并在合法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本身的力量,以待有朝一日能再度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国共两党的斗争实际上是双方体制的斗争,涉及到的是理想、纪律以及实践。在那种环境中,处于逆境的共产党必须对内部反复加强思想教育。事实上,确有一些红军官兵误以为他们不再需要依靠革命来取得正规军的地位,因为他们现在已是国民革命军正规军了。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再三教育属下,在延安挂起国民党旗帜,穿起国民党军装后,共产党必须继续与国民党进行根本的区隔。可以想见,在那样的环境中,共产党对内的思想斗争必然十分严格,一切都是为了保障自我的完整免受侵蚀。
  2月初,东北军因王以哲被杀内部分裂,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加强了对陕北红军的军事压力,作为谈判的筹码。蒋介石派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后国民党增派张冲、贺衷寒等人,共产党则派叶剑英加入,双方初步陈述各自的意见。9日,毛泽东、洛甫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设定与国民党谈判的基本立场,要求红军初步编为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军饷每月80万至100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不逮捕共产党员,不破坏党组织,红军中的党组织不变。隔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又补充几点:中共应参加国府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国民大会等,抗日后参加政府。尽管中共中央立场明确,不过此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西北军)已呈分崩离析,红军又陷形只影单的不利局面,上述条件被国民党接受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只能看成一连串讨价还价的起点。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致电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内战,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保证共产党:(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武装暴动;(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三)在特区政府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至此,顾祝同、周恩来等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部,苏维埃政府取消,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等原则达成协议,不过在具体细节上则陷入了可以预料的僵局。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尽管宋庆龄、何香凝等人提案要求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中共也尽量放低姿态以有利其主张,居于上风的国民党仍以严厉的语气通过“根绝赤祸案”:(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国家许可主义绝不兼容之军队同时存在。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之武力;(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不兼容,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是将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接着,国共双方代表就实质问题再度谈判,主要的分歧集中在红军改编国军后的兵员多寡、国民党在延安派驻人员的性质与称呼、苏区改制后的形式等等。其间,由于贺衷寒突然推翻前议,提高条件,遭中共严拒,造成谈判僵持不下。3月22日,周恩来与张冲飞往上海,再转赴杭州,与蒋介石当面会谈。周具体要求苏区改为边区(18县),红军改编3个师、人数请容许在4万人以上,中央军政人员只任联络等等。蒋答以具体问题他不干涉,但要求有一永久合作的方式,并以共同纲领实践之。蒋的谈话至少在口头上确认了中共在本身控制区域的领导权将不会打折扣。
  5月29日,由涂思宗率领的国民党中央代表团抵达延安,国民党自称为“中央视察团”,共产党拒绝此名称,只愿意接受其为“中央考察团”。双方的各自表述,不过为了避免过于强硬而破坏了更重要的目标。延安方面最后挂出的巨幅欢迎布幅是“中央调查团”。为了欢迎涂思宗等17人的到访,延安精心布置了相关的政治标语,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各部队以及鼓乐队在城南欢迎,调查团抵达城里,则由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接待,并派叶剑英、陈赓陪同涂思宗进行考察。当天,边区政府设宴为调查团洗尘,并举行欢迎会。

图1 中央调查团出发前,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向团员们发表谈话。
图2 延安城南门挂起“欢迎中央调查团”的标语,同时也呼吁“实行新生活”,以看上去与国民党中央保持步调一致。
图3 欢迎中央调查团的红军鼓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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