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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段特殊经历
发布时间:2010-06-27 来源:71辑 作者:宋晓涛 浏览: 次 【字体:

  1966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洪波巨浪席卷全国。驻我们这个“社办林场”搞“四清”的工作组根据中央文件撤走了,当权派“楼”没下完(编按:审查未结束)也只能靠边站,林场群龙无首,我和朱小容等几个“场委”挑起了领导的重担。当时全国就一个声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要革命,但我们敢造反吗?不敢!我们有资格造反吗?没有。我们是“黑五类”子女,谁给你造反的资格?
  是一次意外的姐弟重逢,一次红卫兵的“煽风点火”,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二姐晓慧在云南地震中去世后,我大姐晓鹓多次来信安慰我。当年父母离异后,大姐随母亲到了北京,继父是高干,大姐后来考进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文革”开始了,大姐成为“北京第三司令部”的红卫兵,开始了全国的大串连——实则是一次免费的全国旅游。她从南京写信给我说:“我又去了雨花台,这是你出生的地方,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我已改名“丁烈”。我准备到延安、成都、重庆走一趟,最后到你们林场。”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作者爬火车逃到西安母亲处躲避时,同母亲合影。

  这封信在林场掀起了波澜,焕发了激情。我当即改名“宋红涛”,朱小容改名“朱向东”,林场也改名“红卫林场”,全林场期待着首都红卫兵的到来。
  12月7日,大姐终于来了。我去垫江县车站接到她后,立即翻山越岭。三十里山路真够受的,但穷乡僻壤的穷山恶水在京城客看来,道道都是浑然天成的风景线。当天晚上,我们烧起篝火组织联欢,我大姐的才艺表演让大伙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天,我们原准备陪大姐游山玩水,看看林场全貌,不想出现了意外——驻场干部从山下回场了。也许是他想在北京红卫兵面前摆摆谱,突然宣布开大会,不准游山玩水。
  我们都傻了眼——公社派驻干部的命令谁敢不从?
  我们问:怎么办?
  大姐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怎么办?造反呗!
  大姐的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又像一粒火种点燃了知青们心中的怒火。大伙儿一商议,对,反了!
  胆大的朱向东和龚可,走到驻场干部面前说:大会不开了,我们“造反”了!于是几十号人簇拥着大姐游山玩水去了。
  1966年12月8日,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一群心灵煎熬多年的知青们,终于借“文革”之威,壮着胆说了一句“造反”。
  下午,游山玩水后返回林场,大姐介绍了北京的形势,说,你们的眼界太小了,应该出去串连串连,“经风雨,见世面”。
  我不敢附和,因为年底了,几十亩冬水田还没犁完。再说,人走了,猪谁喂?
  大姐留下“火种”走了。“造反”后,我们有了一种当家做主的自豪感。
  既然可以做主,我们合议,成立“上山下乡革命青年五四红色造反团”。造反团的宗旨是:坚持五四运动指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锻炼成长。我亲自设计并刻制模版,印刷袖标。我把“五四”二字设计为一束火把,居于图案的正中,突出“造反团”的宗旨。
  我和朱向东被推选为“头头”。
  实在说,我们当初造反,没有想过返城要户口,甚至真没动过另谋出路的念头。我们心里仍然崇尚保尔、卓娅、林道静和雷锋,仍然要坚持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
  印旗帜,发袖标,除了几个“走资派”,大家都成了红色造反派啦!一大群“黑五类”子女首次感到了与“红色”沾边的巨大喜悦。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是我始料不及的,也够我烦心的——
  两天后,朱向东、龚可、张源忠三人不辞而别,不用说,大串连去了。这都怪大姐“煽风点火”。既然开了头,接二连三地,大伙儿在三五天内全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
  作为“头头”,我深感对林场负有责任。十几天里,我一人犁完了剩下的冬水田。当时水面已经结了冰,早上赶牛下田,黄牛一伸腿都打哆嗦。冰碴子把我的腿都划出了血,“革命人不怕苦”,我仍然咬牙犁田。12月29日,我和本地场员张乾利把肥猪拖出来,我亲自操刀把猪杀了,把肉腌了,把油熬了,装在陶缸里,埋入地底下。我说,明年春节后我们回来才有吃的。
  1966年的最后一天,我收拾行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林场,我真没想到,林场的蓝图在两年后会成为乌托邦……
  1967年1月3日,我从重庆知青联络处搞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带着十七个人去了北京,在国家林业部招待所被接待吃住,与朱向东们胜利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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