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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发布时间:2012-05-08 来源:82辑 作者:张允若 浏览: 次 【字体:

                      一

  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曾经有座西式二层小楼,红瓦灰墙,前方是绿色的草坪,左侧是幽静的小桥流水。这便是新闻系的活动中心“新闻馆”。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复旦迁校重庆之时,在系主任陈望道主持下就曾募捐建立过复旦的第一个新闻馆。上海校园的新闻馆,秉承了重庆时期“天下记者家”的传统,而又发展为进步学生运动的一个基地,馆前的草坪曾被誉为“民主广场”,1949年前经常是全校学生民主集会的场所。解放以后,大约从1951年起,这座西式小楼被改为工会俱乐部了,陈望道题写的新闻馆的匾额挂到另一幢原先称作“复旦新村”的楼房门口去了。也就是说,这里成了新的复旦新闻馆。不过,随着校园的变迁,如今新旧两座新闻馆都已不复存在了。
  在这两座新闻馆前,曾经有过许多重要的留影,定格过许多历史的瞬间。本文要介绍的是六十年前在新的新闻馆前留下的一张合影(图1)。参加合影的有新闻系的老系主任、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我国思想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前辈陈望道先生;有当时新闻系全体在职教师赵敏恒、曹亨闻、舒宗侨、余家宏、杜月邨、蒋孔阳、张四维、朱振华(晚年更名为朱正华)先生;还有著名教育家、曾任复旦校委会秘书和教务长的曹孚先生。想当年教育界这么多先贤、这么多重量级人物聚集一起,本身就表明了这张照片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不过,更其重要的是,这张照片还蕴含着厚重的历史内涵。
  1952年春天,复旦大学全校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知识界一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此之前的1951年下半年,全校文科师生已经分批参加了皖北的土地改革,经受了几个月农村阶级斗争的“洗礼”。回校后又赶上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学校上下也曾深挖猛斗大大小小的“老虎”,登辉堂里多次举行过群情激昂、口号震天的全校性批斗大会;一般群众也都在大小会议上检查自己点点滴滴的不当行为,哪怕是私自用了几张公家的信纸信封、用了几枚公家的图钉大头针,都要上纲为“可耻的个人主义”,都要认清这种思想是“万恶之源”、发展下去就有可能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遭致身败名裂的严重后果。
  就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全校师生的政治学习都转上了思想改造的轨道,而教师的思想改造则是运动的重点。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上级党委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等人带领一批政工干部进入复旦,和解放后作为军代表接管复旦的李正文、从华东新闻学院调来任教的王中等一起,正式成立了复旦大学党委会;并组建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主任为陈望道、副主任为李正文),部署全校的运动,下面按系科成立学习小组,停课开展学习活动。学习小组的组长一般由系科负责人担任,并由学校派来的政工干部“协助”。按规定,各系都指派数名“学生代表”参加教师的学习会议,以便反映学生意见,并作为贯彻上级意图的帮手。教师们先学习文件,然后回顾自己解放后的政治表现,检讨自己的错误缺点;继而追溯自己的出身和历史,挖掘错误思想的根源和来龙去脉。经过一番分析批判,逐步找出自己的“主导思想”,个人主义、个人名位思想、个人名利思想、个人英雄主义等等便是当时流行的政治标签。在这种人人检查、人人过关的活动中,教师间的相互批评往往比较委婉谨慎,于是学生代表的作用就大为彰显了。学生代表都是“初生牛犊”,往往不留情面、直抒己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教师的检查能不能顺利过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代表,而在学生代表背后的则是上面派来的政工干部。尽管比起以后的肃反、反右、反右倾以及“文革”中的批判斗争,当时的做法要算十分温和的了,但是,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还是头一次遭遇这种运动压力下的“改造”、头一次被迫要当众“脱裤子、割尾巴”,不仅要把几十年的思想历程翻箱倒柜全亮出来,而且要来个大否定、大批判,普遍感到精神紧张,坐卧不安。特别是几次检查还不得通过时,焦灼、抵触和对立情绪随之而生。据说外文系的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教授对会议的批评颇为抵触,顶得很厉害,当时学委会主办的学习通报上就登出了一篇报道,题目是《孙大雨的花招》,严厉批判孙的态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当时还萌生短见,跑去跳了黄浦江,幸亏被及时救了起来,这件事一时成为全校的热点新闻。
  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大二,也被指派为参加教师会议的“学生代表”。同时被指派为“代表”的还有同班的王昌孝(学生代表的组长)、大一的俞康成、大三的梁学政、大四的黄纯初。教师组长是余家宏老师,他抗战时期毕业于复旦经济系,并参加了中共,上海解放后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处副主任,后来和王中、杜月邨先生一起调入复旦新闻系。他为人低调,待人平和,所以我们系的运动比较平稳,没出大事,但从老师们认真严肃的表情,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紧张和不安。而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似乎没有在意这些,每当听完老师的检查,就用当年流行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语言,发表意见,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简直事事都可以找到“个人主义”的源头和“阶级立场”的本质。我当年也把这种极左观念视为革命的真理,用它来对人对己,常有片面上纲的发言,如今回想起来深感可笑和愧悔。

 
图1 1952年7月,摄于复旦大学新闻馆前。自左至右:前排,舒宗侨、王昌孝、陈望道、朱振华;第二排,张允若、俞康成、曹孚;第三排,张四维、蒋孔阳、余家宏、曹亨闻、黄纯初;最后一排,陈望道校长的通讯员、杜月邨、赵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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