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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三年——父亲邓广铭执教复旦大学的日子
发布时间:2016-11-18 来源: 作者:邓可蕴 浏览: 次 【字体:
    因为日本侵占了香港,爸爸的薪水无法从后方兑汇到北平,我们在北平完全没有了经济来源。妈妈只好带着姐姐和我,在1943年元月离开北平,辗转经过河北、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六个省,途中走了近半年,终于在1943年6月2日到了重庆,见到了爸爸。
    这时,我的爸爸邓广铭(字恭三)刚刚(从西南联大、宜宾李庄)转到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史地系(系主任周谷城)教书,没有可能再让“家眷”也去。我和妈妈只得在重庆的南岸杨家山(村)租住一间农舍。这农舍是用四面房屋的墙为墙、上面搭一个顶而成,亮光由屋顶上三片玻璃瓦透入,进出则需经由侧面邻居家的堂屋。我在杨家山读了小学三年级上学期。在爸爸第三次从夏坝回来时,过了春节,我们就离开杨家山,搬到北碚了。妈妈在北碚天生桥小学教书。
    1944年4月,我第一次去复旦大学,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我和爸妈三人从北碚坐小木船过嘉陵江,到对岸夏坝的码头下船。沿石阶而上,迎面就是复旦大学的校门。
    进了校门,满眼都是盛开的鲜花和草坪,在阳光下甚是温馨可人。中间大花坛的后面,是二层楼房登辉堂和礼堂、教室、行政办公区;花坛左右是花圃绿地、篮球场;再往右是相伯图书馆,往左是大操场。每条路的两侧都是绿篱,或是红、黄、白、蓝各色花草。爸爸说,复旦的校园这么漂亮,得归功于复旦农学院,校园是他们设计、布置和管理的。     
    爸爸的住处,是复旦大学的教师单身宿舍“南轩”。两栋平房中间,有一片修剪整齐的花园,每栋内有20间小屋,爸爸住在靠西侧这栋,进门右拐右手第一间,大概9平方米左右,窗户正对着花园。花园里几行桉树已挺拔成荫,晚香玉、大丽花和其他草花鲜艳喜人。爸说,在食堂吃罢晚饭,教师们就在小园子里或去嘉陵江边的梧桐大道散步,到了傍黑又各进自己的“蜗居”看书、备课。著名学者曲仲湘、陈子展、夏开儒等那时都住在南轩。更多带家眷的教授住在教授新村里。
    后来我才知道,登辉堂为是纪念1913—1936年任复旦校长长达二十三年的李登辉先生而建,相伯图书馆是为纪念1905年创建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马相伯先生而建,爸住的南轩,则是取自前任校长吴南轩先生(1936—1943年2月任复旦校长)的名字,当时的校长章益先生(1943年2月—1950年任复旦校长)希望后人记住他。
    爸爸在复旦大学的史地系教中国通史和几门专业课。1944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妈妈过江去看爸爸,他那斗室里已站了四个男学生,是来向我爸辞行的。学生们离去后,爸说:“这几个学生都不是史地系的,但学习都不错,而且他们的英文水平也不错,现在要去云南投孙立人的青年远征军打日本鬼子。学校承诺为他们保留学籍,今天来辞行,还说等打完日本鬼子,回到学校要接着把我的中国通史修完。”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那年深秋,我和爸爸在校园内竟遇见那四个学生中的一位,他们四人回来了两人继续上大学,另外两位下落不明。
    1945年夏天,我在北碚师范第一附小已考上高小。不久,妈妈在复旦小学谋得了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还有一间房可住。于是大人们忙着整理什物准备搬家去夏坝(复旦)住。一天,爸爸对我说:“你是闲人,给你两块钱过江,把我的工资取回来。这次工资可不是副教授而是教授了,涨钱了。”事后我才知道,爸在复旦教书两年,不单讲课效果好,而且还组织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非常受欢迎,外系学生也慕名纷纷选修中国通史,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他的授课教室从普通教室挪到一个大教室还不行,最后只能挪到大礼堂上课了。加之他这两三年又相继出版了两部专著《陈龙川传》和《岳飞传》,所以学校决定提升他为教授,时年三十八岁。
    这次给爸取工资的过程,让我至今不忘。我拿着两块钱从北碚中山路向码头走去,在街上遇到两位退伍伤兵,拄着双拐,伸着黝黑的脏手请求帮助,并说他们的军长是张自忠,已为国捐躯了,他们受伤从湖北流落到此。我猛然想起清明节时,班主任王老师带我们去天生桥的梅花山,给抗日英雄张自忠上将扫墓、鞠躬……我流着眼泪就给了他们一块五毛钱(留下五角买船票过江,返回时我可以从爸爸的工资中拿钱买船票)。但是我没料到,当我下了船、爬完那一百多级台阶、进到登辉堂找到财务科时,他们早就下班锁门了!要等两个小时才上班。这时我又渴又饿又没一分钱。情急中,我突然想起上次在南轩食堂认识的邱伯伯,他在总务处负责管理学校食堂,我在南轩食堂果然找到他了,说明了原委,他夸奖我做得好,说邱伯请你吃午饭,当即给我买了一个“加菜”:我从未吃过的咸烧白,很好吃。下午,取了爸爸的工资,回到家,爸妈只是相对大笑。是不是他们觉得,我这不满十周岁的孩子开始能办点事了?
    1945年夏天,家搬到夏坝,在南开中学的姐姐放暑假也回来了。一天下午,我正在复旦小学的操场上玩,忽然听到北碚那边传来很大的大喇叭声音:“同胞们,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 !”听到第三遍我才缓过神来,跑回家告诉妈妈,她和姐姐也跑出来听,妈妈激动地抱住我们俩,边流泪边说:日本投降了!咱们胜利了!这天是1945年8月15日。霎时间嘉陵江两边,到处都响起锣鼔声、唢呐声,大学生们涌到校园,欢欣雀跃。
    爸爸也从北碚暑假“打工”的国立编译馆回来了,第二天领着姐和我,参加了复旦大学在大操场举行的欢庆抗日胜利大会。操场上摆的长条凳根本不够坐,更多的人站在四周,人们争着上台讲话、唱歌、唱京戏、朗诵诗歌,没有乐队没有胡琴,可台上台下情绪髙昂热烈。章益校长讲完话走到人群后边,站在爸爸身旁说:“恭三,你是北方人,上去唱段京戏吧!”爸笑说:“乃翁不行,孩子行。”于是姐姐和我高髙兴兴地上台各唱了一段京剧。
    没过几天,北碚的文化界在儿童文化馆礼堂举办“欢庆抗战胜利文艺演出”,爸带我去了。当时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的老舍、梁实秋两位大家,身穿灰绸长衫,也上台表演了自编的相声,北碚师范的学生合唱团演唱抗日歌曲,还有京戏《黄鹤楼》《斩经堂》等等,非常热烈,满园喜兴,人人都浸润在“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抗日胜利了”的无限快慰之中。
    我在复旦小学读五年级。当时教语文的顾老师是班主任,其他各科的老师大都由复旦的大学生们担任。教历史课的徐淑蕴老师是中文系的,教音乐的老师是西语系的。生物系的助教李瑛老师教自然课,她带我们在大学校园里辨识各种农作物、花、草及其习性,带我们去夏坝后面的农村,识别野草并做标本,非常有趣。我们在学校都热心学习,关心时事。
    复旦大学“青年馆”在我们小学的南侧,只隔一条窄路。我常常倚在青年馆大厅里的墙角,看大学生们在这里排练合唱、话剧和京剧。待他们在大礼堂正式演出时,爸妈就叫我早早去排队买前排的票。我看过他们演的洪深先生编剧的《寄生草》,徐淑蕴老师在里面演女主角,妈妈的远房表弟、新闻系学生李炳泉演男主角;他们排演曹禺的《雷雨》,我们的音乐老师在剧中演四凤呢。大学生们排的京戏也很精彩,《四郎探母》《打渔杀家》《追韩信》《生死恨》等等,行头、乐队一应俱全,尤其有一位女大学生索景章,她在《雷雨》里扮演繁漪,又在京剧《二进宫》里以女老生演杨波,演得都十分出色,是校园名角。
    到了1946年早春,爸爸和史地系的学生们去北温泉春游,也带我去了。大家从复旦农学院的花圃走到东洋镇,过江到嘉陵江西岸,上了公路沿嘉陵江往上游走,很快就到北温泉了。这里本是缙云寺下院,上院在山顶,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但几经战乱已近破败。抗战前由当地实业家、民生航运公司老总卢作孚修弥大殿,增加了园林和浴室浴池等,建成北温泉公园。从北温泉向西径直走小路爬山,最后到了缙云山山顶的缙云寺。在寺内喝着主持送上的清香四溢的绿茶,看着外面盛开的白玉兰,让我觉得仿佛到了仙境一般。
    从缙云山下来,沿江边公路继续朝西北走,没多久就到了澄江镇山坳里的荣军院。这些伤残军人都是从抗日前线受伤下来的。荣军院分若干组,分别从事编草鞋草帽、装订本册、打制粗细麻绳、制作木竹家具等工作,他们尽量自食其力,以减少政府负担。
    日寇投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其未回国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1946年4月傅先生约我爸去重庆,并告知:“北大决定请你回史学系教课,同时帮助我办理校长室的一些事务。你我5月初要回到北平。”因此,在爸离开夏坝复旦大学之前,他和妈妈又带着我从缙云山南坡爬山去了一次缙云寺,并且在北温泉住了一天。我明白,爸爸妈妈是在向北碚和夏坝告别了。当时爸妈非常欣赏、称赞缙云寺里的一副对联,嘱咐我抄下来保存好。
    那副对联是:“你可知此身不能久在何必急急忙忙干些歹事;我却晓前生早已注定只有清清白白做个好人。”

 

复旦大学(下坝)航拍照

嘉陵江东岸的台阶直达复旦大学大门。

相伯图书馆

 

登辉堂

 

李登辉

 

马相伯

 
1935年爸爸、妈妈和姐姐合影。当时爸读北大史学系三年级。
 
复旦小学的同学们。1946年早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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