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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余纪忠先生
发布时间:2010-01-04 来源:56辑 作者:徐宗懋 浏览: 次 【字体:

 左图:1934年,25岁的余纪忠就读于伦敦政经学院

  余纪忠先生已经过世5年了。
  他的丧礼我没有出席,他在常州老家的永眠之地,几年里我也从没有去凭吊过。在外人眼里,我对余纪老似乎有些失礼了,其实我是一直不愿意正视与接受他已经永远地走了这一无情的事实。  
  人生之路要走得开,总需要一两位前辈带路,余先生是我的伯乐,也是许多人的恩师。我们结缘近二十年,虽然并非朝夕相处,但却一直感受到他的宽容与关切。1983年,我进入台湾《中国时报》工作时,还是24岁的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全世界的重担都在自己的肩上,做事情不太思前顾后,虽然工作上偶有斩获,但也捅了不少篓子。后来,我跟其他年轻的同事才知道,所有的麻烦他都帮我们扛下来了。他能这么做,原因是他在我们身上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

自动请缨的中央大学学生

  余纪忠,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为近代台湾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做出重大的贡献。1910年余先生生于江苏常州,先进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后考入东南大学改制后之中央大学。这所大学专门培养未来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人才,学生都是一时之选,不仅有崇高的爱国热情,也具备了杰出的专业能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热血青年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对日宣战,南京学生更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余纪忠就是带头闹学潮的学生之一。不久日军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将战场由东北带到中国的经济重心上海,由于日军意图不明,情势紧急,蒋介石划全国为五大防卫区,实行动员。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师由郑州南下布防,总部就设在常州清凉寺。余纪忠通过何浩若教授引荐,向胡宗南请缨。相谈之下,胡对眼前这位年轻人十分欣赏,当场罗致。不过,这场由十九路军担任主力的战役只持续了月余,双方随即偃旗息鼓。胡宗南的第一师回防河南,余纪忠也结束了短暂的军旅生涯,返回学校。离开前余对胡承诺,只要国家有难,他将立即投效。
  1934年,余纪忠飘洋过海,到英国伦敦学院读书,亲身体会西洋文明。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立刻整装回国,投入抗战行列。他由浦口北上徐州,再由陇海线转往西北,在西安郊外找到胡部所在。此时的胡宗南见余纪忠信守承诺,大呼难得。余纪忠旋被任命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后升主任),兼校刊物《力行》月刊主编,同时兼胡的机要。抗战期间,胡宗南部兵强马壮,作为胡的政治机要,余纪忠参与许多重要工作的规划,整理文件,并协助撰写胡宗南的讲稿。1995年胡宗南百岁冥诞纪念之前,余先生向文史专家苏墱基(亦为《中国时报》编辑同仁,两年前过世。)先生口述说:“西北冬季酷寒,气温常降到零度以下,胡将军为示与士卒同甘苦,屋里从不生火炉。他不生炉子,大家谁也不敢生,几个寒冬刺骨的冬天,就跟他这样咬着牙根度过。……他不睡,我们也不能睡,他一大早起床,我们又得赶在他前面起来。那时除部队外,西北地区的重要党政机构,胡也负责督导,常常临时通知第二天要到某地讲话,须准备一篇稿子,碰到这种情形,那天晚上就没得睡了。”由于同时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也经常到部队演讲,其才干在军政界逐渐为人所识,到了1944年底,他离开了西北,被调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及青年军203师政治部主任,当年在重庆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任职的易劲天(来台后成为国民党要人)听过余纪忠的演讲,他后来写道:“余先生从国际形势、国内战局一直谈到抗战前途和建国展望,旁征博引,精彩丰富,不但学生听得洋洋有味,就是我们也闻所未闻。”

抗战结束后调往东北

  抗战胜利后,身在军旅却难脱文人本色的余纪忠,决定脱下军装,重返英伦,继续他因抗战而中辍的学业,不过中国内战乌云密布,他很快接到调令,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宣部东北特派员、东北行营新闻处长。当时东北是国共两军最重要的战场,国共两党都把最精锐的部队,最杰出的人才派到东北,而出掌国军东北30万精锐部队政治部主任工作的余纪忠那年只有36岁,其受器重程度可见一斑。
  1946年5月,余纪忠随部队进入沈阳,并且参与了激烈的四平之战。这是国共内战初期国民党取得明显优势的一次战斗。由于中共方面对战情判断有误,在军事和政治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投入正面决战,造成新组建的十万林彪部队严重的挫败,向哈尔滨仓皇撤退。亲临现场指挥战局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力主国军不顾一切,乘胜追击,迅速取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让林彪部队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不过蒋介石却迫于美国的压力,于6月6日下令停战,使得解放军获得了四个月的宝贵时间。到了台湾的蒋介石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也承认那次的停战令是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真正关键。2000年时,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为父亲撰写回忆录,为了收集资料特别拜访余先生谈那一段历史。白先勇写道:“余先生回忆,父亲(白崇禧)就在锦州往开元的火车上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除了东北将领外,还有吉林省主席梁毕盛、旅顺市长朱锐元、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李后龙,余先生也参加了。父亲一连声问杜聿明:‘你有没有把握把长春打下来?’杜聿明说有把握。父亲说:‘那么好,你说你有把握,那你就下令进军,南京方面由我来负责。’说完便向南京方面发电报向蒋中正主席报告实况。那封历史性的电报,便是余先生在火车上拟的。”
  此外,余纪忠在沈阳以中苏友好的名义,运用日本《朝日新闻》东北版的报社印刷机,创办《中苏日报》。这份报纸旨在宣传国民政府的政策,不过余纪忠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本性也流露无遗。以该报社论《总动员中的言论与新闻自由》为例,在国共战争如火如荼的一刻,他作为国军政治部主任竟还大谈“新闻自由”,确实引人侧目。这种情形反映了余纪忠真正心仪的是新闻事业,军队中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只会扼杀他的才华,官场上逢迎拍马更为他所不屑,他最终还是要回到“言论报国”这条路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危亡之秋,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不少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两党的理论体系都有追求心灵解放自由的一面,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互契合。然而,当政党逐渐发展成统治机器时,这种自由主义精神就会与政党组织的实际运作发生冲突。在对日抗战期间,由于敌人是外侮,战斗目标一致明确,知识分子和政党之间较无矛盾;不过国共内战却属于中国人骨肉相残,涉及到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问题,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经常也有党员身份)很容易与政党政策出现不同的意见。这也解释了为何国民党的自由派常被指为“中共同路人”,而共产党的自由派常被诬为“国民党特务”。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有些甚至是很悲惨。可是为何余纪忠这样一位国民党中的自由主义者最后不仅生存下来,还开拓出一片天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其中有他个人才干的原因,也有台湾大环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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