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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发布时间:2010-01-16 来源:42辑 作者:王元元、延滨口述,邢小群整理 浏览: 次 【字体:
  
 
上图:1972年五一节在天坛。左起:罗川、李恒、王元元、胡耀邦、胡德华

  从李锐的文章中知道王元元、延滨夫妇与胡耀邦一家关系密切。便请他们谈谈与胡耀邦相处的日子,和他们对胡耀邦的一些了解。(以下分别简称王、延、邢)
  邢:元元,过去人们只能从文件报告中了解胡耀邦,由于种种原因,媒体至今对他的介绍很少。请你们夫妇谈谈胡耀邦,让人们了解一些胡耀邦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个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那个普通人胡耀邦。先从你们是怎么认识胡耀邦的谈起,怎么样?
  王:这要从我父母说起。但是,我对我父母的事知道得很少,他们不多讲,我也没有意识地去问过。我妈妈认识耀邦叔叔好像比认识李昭阿姨还早。我妈妈楚侠,1938年从陕西汉中女子师范毕业,六月参加革命。她到延安不久就由组织出面做工作,与长征到延安的一个姓罗的青年将领结婚了。罗是八路军联防司令部组织科长,耀邦叔叔是总政组织部长,往来比较多。妈妈1939年去延安女大学习,和李昭阿姨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的,不是床挨床,也是上下床。我有这个印象,好像是妈妈和另一个什么人,把李昭阿姨介绍给耀邦叔叔的。
  1942年延安整风中发生了抢救运动,出身不好的,便是重点审查对象。不少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在审干运动中被诬陷为特务。我妈妈和李昭阿姨好像都有这种经历。我妈妈是个心性简单,没有城府的人,不承认自己是特务,杀头都不怕,为这件事闹到离了婚。最后问题还是解决了。这件事在我妈妈的自传中看到过,怎么解决的?我也不清楚。听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夸过妈妈,在延安时杀头都不怕,现在游街算什么?
  我爸爸原名刘秉坤,因做地下工作,有过好几个名字。后叫王力。1932年入党,他是做白区工作的,和我妈妈不属于一条战线的人。先在杨虎城的宪兵队做兵运。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他是地下党的特支书记,公开身份是杨虎城宪兵队的文书(这是赵伯平告诉我的)。1939年杨的部队受到蒋介石方面的监控,他暴露了身份,设法脱身去了延安。他一到延安就在党校学习。现在我才知道,白区的干部到了延安,要先上党校。妈妈的问题解决后,也在党校学习,好像他们是在党校结的婚。后来我爸爸就被派到陕西商洛地区,那里有个“九进八出”的传说,红军进了九次,八次都出来了,最后一次是我爸爸受命在那里站住了脚,建立了商洛根据地。
  延:“中原突围”后,部队在襄樊作战受挫,李先念率部队进入商洛地区时,大约只有两千多人了,接到中央电令,她爸爸率部队接应李先念。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国民党队伍和地方武装占据着要道和据点。找到李先念后,在打通各个关节的同时,当地党组织设法解决部队给养,最终顺利地把李先念送出商洛。
  王:“中原突围”后,大部队过黄河,我爸爸是中央命令留下坚持地方工作的四个人之一。那时太艰苦了。后来,另外几个人也过了黄河跟着大部队走了,只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带着几个警卫员坚持地方工作。我爸爸去世后,甘肃省检察院的检察长王国对我说:你父亲统战工作的经验是值得大书一笔的,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收服非法武装,从几个人发展起来,建立了根据地。我爸爸最要好的战友孙光司令员,“文革”初对我说,王力同志是个非常有原则的人,商洛那么艰苦的环境,你父亲腰里是拴着一块金子的(是党费),再困难都没有用过,直到解放,把金子交公。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还有一个让我听了现在都要落泪的故事,是那个在商洛帮助过他们的地主王祥生的老伴,在我父亲去世后流着眼泪讲给我的。当年我父亲带了几个警卫员住在他家,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形势,警卫员给他家干农活,这样,在白色恐怖下才有了起码的生存条件,后来才能得以发展。解放后王祥生当了副县长,“文革”中挨了整,坐了监狱,不幸患了膀胱癌。当时爸爸也是无职无权,但爸爸与老战友王杰商量后以他们个人的名誉担保他出来就医。“地主”住在我们家的客厅,我爸爸找医生给他治病,听他老伴说,我爸爸每天起床特别早,路过客厅时顺便把他的便盆带走。当时他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去世前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向老伴交待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我交了这么一个真共产党的朋友,最后我还要说共产党好。”我说这些,是说明我爸爸的为人。他以他的人格赢得了人们对共产党的信任。
  延:当时商洛的局势是非常艰难的,在第九次进入时,她爸爸只带了极少的几个人,最后坚持下来,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扩大了队伍,建立了商洛根据地。这在当地影响比较大,当地人提起他,都称“商洛王”。
  邢:解放时他担任什么工作?
  王:他是商洛地委书记、商洛军分区政委。1952年,从各地调一批地委书记一级的干部到北京,加强各部委的工作,我们家进了北京。耀邦叔叔家大约也是这前后从川北来到北京。这样,我们两家就有了一些来往。
  记得我小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到耀邦叔叔家,因为我妈妈与李昭阿姨很要好。我和胡家的三儿子德华年龄差不多,常在一起捉迷藏;我妹妹六一和德华妹妹李恒年龄相仿,她们一块玩“过家家”,六一玩得不想回家了,还住在他们家。
  1961年,西北局组建,我爸爸调往西安。我妈妈当时在北京玉器厂任厂长兼书记。李昭阿姨是国棉二厂的厂长、书记。当时北京有这么一批女厂长。好像是刘仁请我爸爸支持他们,让我妈妈推迟半年去西安,培养一下年轻人。我爸爸同意了。当时我不想去西安,赖在北京不想走,这样,我和我妈妈就在北京多留了一年。当时耀邦叔叔家在灯市口富强胡同。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了,我就经常往他们家跑,和德华、李恒在一起玩,有时就住在他们家,由外婆(李昭阿姨的母亲)照顾我们。耀邦叔叔特别忙,他见到我们,只是关心地让给我们加个菜。当时是困难时期嘛。那时,我对他没什么印象。对李昭阿姨印象深,她经常说我娇气,我还有点怕她呢。记得李昭阿姨经常带着咸鸭蛋啦、核桃啦,来看我妈妈,困难时期这些东西也是很稀罕的。
  我自己与耀邦叔叔接触主要是1965年开始的。1962年,我还是随父母去了西安。可我总惦记着回北京,所以每到假期都闹着要去北京。但年龄小,我爸爸不同意。直到初三那年(1965年)暑假,我15岁,我爸爸同意我去北京了,但他还不放心,就请王杰让女儿王虹和我同去。他问我住哪儿?我说住同学家。爸爸让妈妈写信给李昭阿姨,让我们就住在她家。“文革”中,在李昭阿姨最倒霉的时候,爸爸对我说过:“李昭阿姨是你妈妈真正的朋友。”他认为李昭阿姨为人豁达大度,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我和王虹到北京耀邦叔叔家时,他们一家都去了北戴河,只有德华在家。德华那时挺“左”的,但挺真诚,挺可爱。他说:“我不去,等到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能去北戴河的时候,我再去。”耀邦叔叔知道我们到了北京,还邀请我们去北戴河玩。有一天晚上一个姓沙的阿姨来转达耀邦叔叔的意见,并问:“哪个是耀邦同志的小客人啊?”我就看德华,德华说:“要去,你们去,我不去。我才不搞特权呢!”后来,我和王虹都没有去,就留在北京玩儿。不久,耀邦叔叔一家回来了,我们也快走了。耀邦叔叔还和我们谈了一次话,问我们来北京有什么要求?要不要到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去?我们说都去了。感觉他很亲切。他从北戴河回来,带回来毛主席新写的两首词,就在那个时候,我无意中对他有了一种特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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