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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的背影
发布时间:2010-10-13 来源:53辑 作者:徐明 浏览: 次 【字体:

                        三
                            
  解放以后,在国内的出版物中,徐树铮都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这毫无问题。《民国人物传》中说他:“依靠日本扶植,在当时的政局中纵横捭阖。勾结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福俱乐部’ ,收买政客,操纵选举,包办新国会,把持北京政府。著《建国诠真》,宣扬反动政见。”
  其实徐树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祸何止是这些,他极力推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兵攻打南方的护法军。直皖战争完全是因他而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与他在背后煽风点火也有很大关系。所谓“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这一系列战争使得国家疮痍满目,士兵尸横遍野,人民流离失所。而造成国家这样的乱局,徐树铮起到了很恶劣的作用,难辞其咎。
  国内写北洋军阀历史最为详细全面、也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是湖南陶菊隐先生完成于1957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百四十余万字的篇幅,笔底波澜,风云满纸。此书不仅在国内畅销,且影响远播于海外。当年身居海外的徐道邻也看到了,并且置于案头,成了他阅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也是他在回忆写作时最重要的参考书。
  单凭猜想也能想到陶先生在书中对徐树铮会是什么态度。有意思的是,徐道邻对此却表现出了相当的认可。他说:“书中所叙述的事实大部分都还可靠,对我父亲的态度似乎也还公平。因为如果对他太好,他不会用那么多挖苦和讽刺的字眼。如果太不好,也就用不着把他写得那样生龙活虎。”
  时代到了今天,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政治清明,气氛宽松。表现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由主观而客观,从割裂到完整。包括对像徐树铮这样的人,只要他是做过有益的事情,同样会得到承认,同样会被记入历史。比如他的坚决反对帝制和为收复外蒙所做的努力。
  外蒙独立发生在1911年,这是俄国多年煽动的结果。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政局动荡,无暇他顾,失去对外蒙的控制。1919年春,日本也垂涎外蒙,想组成一个由其控制的“大蒙古国”,外蒙的王公们深怕日本,便又想重新依附中国。六月,中国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往返于北京和库仑(今乌兰巴托)之间,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库仑当局同意撤消 独立,复归中国。徐树铮回北京后,除向政府报告外,还将此事电告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复电说:

  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1922年1月,徐树铮前往桂林拜会了孙中山。他是去和孙中山商谈孙、段、张(作霖)三方联合,共同对付直系一事。行期定下来之后,孙中山曾写信给蒋介石说:“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 二人见面后晤谈融洽,徐树铮对孙中山十分倾倒,孙对徐也非常赏识,甚至希望他能留下来作自己的参谋长。徐树铮是不会离开段祺瑞的,只好委婉地表示: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1912年9月孙中山进北京与袁世凯会面时,徐树铮还仅是陆军部军学司司长,恐怕没有机会见到孙中山,那么这一次就是两人的唯一一次见面了。
  再来看他的反对帝制。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已经感到了末日将临。但清政府中铁良、良弼等少壮派还主张再硬拼一下,作最后的决斗。如此,则革命军虽仍能获得最后胜利,但不知还要死多少人。此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四十二名清军前方将领突然发出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这顿时使清廷失去了继续挣扎的勇气。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发表退位诏,数千年封建制度在中国寿终正寝。而那一篇通电,便是由徐树铮撰写。
  由于这一事件,再加上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粉碎张勋复辟,段祺瑞当时被推崇为“三造共和”的英雄。殊不知在这其中,件件事都少不了徐树铮的谋划和参与。
  袁世凯曾这样评论徐树铮:“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应该说袁世凯看人还是比较准的,但他不喜欢徐树铮,除因为徐“傲岸自是”外,更因为在自己恢复帝制的过程中,感到了来自徐树铮的巨大反对能量。
  袁世凯1915年底称帝后,徐树铮给袁写了一封约三千字的《上袁大元帅书》,可以说是冒死进谏,言人之所不敢言,在信中他这样写道:

  天下初定,誓血未干,而遽觑非常,变更国体。民信不孚,干戈四起,大局之危,可翘足而待。惟有速下罪己之令,去奸谀之徒,收已去之人心,复共和之旧制,国势可定。若再迟疑瞻望,多延时日,是直授人以柄,自召天下之兵,非策之得也!

  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愤而死。这自然是全国人民反对的结果,而徐树铮的这封信,也实在够他堵心的。
  徐树铮极力鼓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有私心的一面。他知道如果实行共和政体,段祺瑞就不难登上权力的顶峰。而如果袁世凯当上了皇帝,以后的天下可就是袁克定(袁世凯长子)的了,而那位大公子对此宝座还真的是朝思暮想。
  袁世凯和徐树铮的关系其实并不坏,袁为了笼络人才,收买人心,对下属非常关心优待,他的礼贤下士是出了名的。徐树铮1901年到济南,本来也是去投奔袁世凯的,碰巧袁母刘氏去世,暂停公务,只让一位名叫朱锺琪的道员与其面谈。朱枉担了名士的雅望,却看不惯这少年的“傲岸自是”,谈话不欢而散,徐树铮这才遇见了段祺瑞。对于段祺瑞“愿就事否”的邀请,徐的回答是“值得就则可就” ,估计就是类似的答话惹烦了那位朱道员。而段祺瑞却是“用心奇之,约与长谈”,他的气量就远非朱锺琪辈可比了。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那天是袁世凯亲自出来面见徐树铮,徐极有可能就跟随他了。1905年后,徐树铮在日本留学,徐夫人夏宣带着三个幼子同在日本,生活窘迫。此时是袁世凯寄去了二十两银子接济,这帮了徐树铮的大忙。
  1915年6月,徐树铮在“三次长参案”中被袁世凯免去了陆军部次长的职务,便趁此机会在这年秋天回醴泉村,重新安葬了二十几年前去世的祖母和九年前去世的父亲。回北京后去见袁世凯,因为刚办完丧事,袁好言抚慰,徐树铮给袁磕了一个头,袁当时十分高兴。徐树铮出来后对徐道邻说:“这一磕头,大总统可能以为我要赞成帝制了。”
  两个多月后,袁世凯看到了那封《上袁大元帅书》。

图3  1925年6月,徐树铮与考察团随员摄于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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