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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澎印象
发布时间:2010-10-21 来源:73辑 作者:宋以敏 浏览: 次 【字体:


   1949年11月新中国的外交部成立,我进入新闻司工作,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在这期间,新闻司首任司长龚澎对我的影响很深。虽然一直都是隔层接受龚澎的领导,但我和她的个人接触也还不少,特别是在1959年张闻天被打倒以前。我自己,结婚后有时和先生何方一起,曾多次去她家里看望她和乔冠华同志,也不只一次应邀到她家作过客。1953年春,乔冠华正在朝鲜,龚澎的身体不大好。新闻司的领导要我下班后住到她家去,帮助照顾她一下。那时她住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委员会,即现在对外友协的院子里。龚澎和我更多地谈起她的一些经历,给我看了她的许多照片,使我对她的尊敬增添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内容。我结婚时,龚澎送给我们一个多层木盒,我保存至今。我生大儿子坐月子时,龚澎到渤海饭店宿舍来看我们母子。儿子半岁多时我抱他去看龚澎。后来龚澎家里有了一个光脑袋的玩具男娃娃,问我,这像不像你的儿子?记得有一次何方和我一起到她家,还是小婴儿的松都正好刚洗完澡躺在妈妈的大床上。乔冠华和龚澎要我们先去看看可爱的小松都,说这是家里最好看的节目了。
  和龚澎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面,相隔二十年整。在这二十年里,除了从1953年春到1955年初在驻苏联使馆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外,我一直在新闻司从事国际形势动向调研,也就是说,我始终在龚澎的主管范围内工作,并且不断地得到过她的直接指导。初次见到龚澎是1949年的11月初,在外交部成立之前的一天。那是经过几个月的政治思想和外交业务培训,我从外国语学校被分配到新闻司的前身,当时叫情报司的时候。那一天,我和另外五位外校同学一起前去报到,受到了龚澎的欢迎。她的热忱和亲切,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同她的距离。最后一次见面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11月初。外交部的一大批干部和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交部的湖南“五七”干校。在前门火车站,正当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车厢的那一刻,看到这时已经获得“解放”的龚澎来到站台欢送下放干部,我就前去同她握手道别。当时已有长期下放的思想准备,虽也感到以后见面不大容易,但没想到这一握别就成了永诀。

  从龚澎身上,我在多方面受到教益。她的一些言行始终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新闻司的特有工作氛围
 
  出于对解放前出生入死的革命老干部的普遍崇敬,更因为龚澎对我们这些新干部表现出来的那种关怀、信任和尊重的态度,一进情报司,就感到能在她的领导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如果说我对老同志们普遍有些敬而畏的话,对龚澎却只有敬重,而没有产生过惧怕的感觉。
  龚澎对下级没有一点架子,对谁都那么友善、那么平易近人。她从不做什么说教,甚至时不时地自我调侃一下。她客观上起到的言传身教作用,并不是她的主观追求。从工作到生活,她关心司里的所有同事,还体现出女性领导特有的温暖和细致。而这一切都出于她的本性,因此非常自然。年轻同志不仅把她当作良师益友,还把她视为一位品德高尚的长辈,连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也都会毫不迟疑地向她倾诉和讨教。
  情报司成立时,位于外交部街的老外交部西楼还没有最后装修好。我们先在东楼楼下的两间房子里办公,龚澎连个单独的办公室都没有。过不多久,我们就搬到西楼去了。起初的一两年分到的房间还是不多。龚澎倒是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可房间不大,还夹在负责外国记者事务的一科和从事调研工作的三科(上世纪60年代初,科才改为处)之间。龚澎出来进去习惯地经过三科。别人来找她也都经过我们三科的办公室。例如愿意让别人称他为“家老”的陈家康同志,每次来找龚澎,一进三科的门就会叫嚷:龚老太在不在啊?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年纪那时都不到四十岁。乔宗淮有时也由阿姨带来找妈妈。就这样,这两年我们每天不知要和龚澎碰上多少次面,随便聊聊也就成为常事。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新闻司,可以说既是个工作单位,也是个集体生活的大家庭。大家除了回宿舍休息,其他时间基本上全在司里,连假日也是大家一起在大食堂看电影、司里几人结伴或全司出游。遇到后者,龚澎同志有时也参加。司里每有同志结婚,一定会成为全司的喜事,许多同志都会被卷进来,包括帮助打扫和布置新房。记得陈辉、陈秀霞结婚时,龚澎就拿了个录像机忙着给他们俩、陈秀霞的父母和司里的同志录像。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录像机,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活动影像。龚澎一直有当一名新闻记者的意愿。就是从她对摄影的爱好和技术掌握来看,她也是早就具备了当一名优秀记者的条件的。司里来新同志、已在司里工作过一段的同志被调出去,开欢迎和欢送会,龚澎只要有时间,是一定参加的。
   在新闻司,上下级关系不仅融洽,而且还有点儿“没大没小”。吃饭分大中小灶、着衣有布料呢料之别、科员坐硬椅子科长司长坐软椅子等几项待遇上的小小差别,完全没有在我们的心目中形成多么严格的等级观念。表现在彼此的称呼上,在司里没人互称官衔。对龚澎,大家都称她为同志,她当了部长助理以后也没改口。刚从海外归来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比如浦山,按照美国习惯,一开始连同志两个字也免了。我们对副司长、科长和副科长,或是直呼其名,或是叫他们“老”什么“小”什么的。对我们这些小青年,龚同志一律在姓氏前面加上个“小”字。在龚澎的领导下,情报司的同志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主、平等和亲切的气氛。看来,这同情报司的干部大都来自白区、且属知识分子型分不开。
  1951年秋,为了能最快地读到英美报刊关于朝鲜战争的报道和评论,司里在我国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设立了一个站点。当时东西柏林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我们在东柏林让
东德司机迈耶先生每天去西柏林取回所订阅的西方报刊。这样,就可以读到当天的消息了。我被派往这个站点,一共呆了一年半的样子。当时的驻外使馆,从大使到各级外交官,军队出身的所占比例较高。在部队里,下级习惯于把上级称作首长,如连首长、团首长等等。在这个使团里,下级对上级一律称外交官衔,也就毫不足奇。有的上级甚至对下级也按职务叫,例如“王翻译”、“朱会计”等。从情报司来到这里,我就不大习惯了。第一次到国外工作,就好比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很自然就常给可亲的龚澎写信,和她谈思想、见闻、感受。信里什么都说,连配个什么架子的眼镜也向她报告,还画上图样征求她的意见。根据我当时的处世水平,信中大概是会提到使团的种种规矩和我的感想的。龚澎也给我回过信。记得其中一封就回答了新眼镜样式。那时候驻外使馆人员的来往信件不仅不能通过邮寄、全得由信使携带,而且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收到的和发出的信件,都要由指定的专人先读一遍,然后才交给收信人和信使。当时在使团担任二秘的许文益是信件审查人,他就读过我的来往信件。由于他是何方当年在延安俄文学校的同学,我们两家很熟。
  好多年以后,一次在聊天时,他偶然地谈起龚澎当年和我的通信,对这些通信所反映的情报司同志间相处的气氛印象很深,但却看不大惯,认为新闻司的风气不大对头。
   在这里可以岔开说点相关的情况。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外交班子,骨干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部队出身的老红军和“三八式”,他们大都被派往驻外使领馆工作。第一批大使基本上全是老红军,被称为将军大使。一部分是在白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他们成为外交部机关的第一批骨干,办公厅和地区业务司的首任主任和司长、副司长。一般干部则是从在校大学生里挑出来的,他们不是地下党员就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没有到任的首任亚洲司司长夏衍、已决定分配到情报司来的熊健,都在地下工作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熊健是国民党政府北平市长熊斌之子,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起过和傅作义之女傅冬菊类似的作用。来自白区和在校学生的干部受过正规教育,基本上都出身于旧社会的中上层家庭。兼任外交部正、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李克农,正是白区地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十分了解在他们领导下的这些白区干部。但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高层就对白区地下工作者做出了今后要控制使用的党内指示。周总理也深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根据外交工作的需要,周总理既大量吸收这样一批干部,又对他们提出十分严格的要求。现在可以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外交部一建部,总理就对外交部和外交部干部做出那样一套独特的规定。例如在干部职务安排上十分明确:领导干部到外交部来一定要降一级,特别是从白区来的。老革命阎宝航在地下工作中功勋卓著,当了多年的办公厅副主任,硬是不能当个大使,便是个突出例子。总理规定外交部“授权有限”,说外交人员是“文装的解放军”,针对性也很强。从给外交部全体人员第一次做报告时开始,总理就一再结合他自己的家庭出身和革命经历,语重心长地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和重要。我们这些新干部第一次听后都非常震动和无比感动,个个下决心认真自我改造。常有来自其他单位、特别是地方上的朋友很不理解地问:像我这样一个有着父亲在台湾这种海外关系的人,怎么能长期留在外交部门工作?我总是回答:在外交部特别在新闻司,类似我这种情况的干部不少;我们很幸运,在受总理亲自领导的外交部工作。其实不光是外交部,解放初期在安全和公安部门,也有大量骨干是原来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但是在政治运动中,外交部的干部路线还是常常成为一个话题,在新闻司尤为突出。龚澎就屡屡在“喜欢用什么样的人”问题上受到质疑。

照片说明:
1、1960年代的龚澎
2、1939年,龚澎(右一)在八路军总部陪同朱德会见国际友人。
3、1949年10月1日,龚澎在天安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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