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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澎印象
发布时间:2010-10-21 来源:73辑 作者:宋以敏 浏览: 次 【字体:
 
“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新闻司
 
 我在新闻司的这二十年,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每次运动,新闻司几乎都处于风口浪尖。例如反右派运动,部里各单位中,新闻司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的,所占比例就很高。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的领导下,知识分子成堆的外交部一共只打出“右派”二十多名,占外交部总人数不超过1%到1.5%,在国家机关中比例是最低的(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占五百万知识分子的11%)。但是,新闻司在其中竟占八个之多,还不算划为严重右倾后来也被调出外交部的人数。这和前述新闻司干部的组成情况不可分。“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司无论在前期还是中后期,“左”得也突出。龚澎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时,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她的主要问题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干部路线,说在她的领导下,“新闻司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副处长以上干部无一例外,全都出身于旧官僚或资产阶级家庭。”到“文革”中期确定新的工作班子时,“文革”前的中层干部,无一在新闻司得到留任。
  新闻司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高度紧张的。拿三科来说,在文字信息来源又少又慢时,好几位英文程度很高的同志,每天不知要收听多少个钟头的外台新闻,听后要立即编写出《快报》和《临时通报》,尽快送给中央领导参考。在文字信息来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快之后,大家每天又不知要快速阅读和消化掉多少篇幅的电稿和外报外刊的报道评论。处理过的材料每天都以麻袋计。我们的正常工作时间从来都是从上午八时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这自然要求大家天天高度集中精力,非常努力地提高各方面的业务水平,包括中英文水平。事情那么多,能胜任工作的同志实在拨不出多少时间去做业务工作以外的事情,例如脱产参加运动和劳动等。业务不太忙的同志情况有所不同,存在忙闲不均的现象。这就使新闻司内部对工作的方针任务长期意见不一。“红”与“专”的关系摆没摆正?什么样的干部应该更多地受到使用?成为司里的主要矛盾,每次大小政治运动中的主题。作为一司之长的龚澎,自然是矛盾的焦点。无论在运动还是工作总结中,给龚澎提意见,总是有“重业务、轻政治”这一条。记得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期的大鸣大放阶段,周总理曾到新闻司办公室看司里所贴的大字报,其中有不少就是讲龚澎“重才轻德”的。我当时就站在总理的背后,看到他微笑着注意地读这些大字报,读后一言未发。在当时,摆不正“红”与“专”的关系可以被上到多高的纲,是可想而知的。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在司里还曾集中发生过一次大争论。
  在我被调到驻苏使馆工作期间,曾间接地卷入了这场争论。1954年上半年,外交部机关党委领导张越同志路过使馆,在食堂里一起用餐时告诉我,新闻司不久前开了十九次支部大会,有一批同志批评龚澎重才轻德,对老区来的老干部重视不够,批评得很厉害。我听后感到不解,但也不便多问。日内瓦会议1954年6月休会或7月结束后,龚澎和新闻司的任以沛、周湘浦一起,在从日内瓦回国途中再次路过莫斯科。因为心里挂着这个巨大问号,我在陪老任和小周两人上街购物时问起这事,但他们两人都是含含糊糊的,什么也没说。谁知这一问,竟给龚澎惹下了不小的麻烦。1955年1月我从使馆回来后去看龚澎。她一见面就问,是怎么知道开支部大会这件事情的。得到回答后她如释重负,说这下子就好了,因为有人指责她一定是通过新闻司某个党员向我这个非党员泄露了党内机密,并因此对她提出了新的批评。这使我了解到新闻司里的争论有多激烈,对龚澎造成的精神压力有多大。
   事实上,恰恰是因为新闻司集中了相当一批业务和语言水平都比较高的干部,才取得当年屡屡受到周总理和外交部领导肯定的工作成绩。反右派运动后把那么多有才华的工作骨干调走,使新闻司的工作水平当即大大下降。主管新闻司的副部长罗贵波曾专门到三科来讲了一次话,明确表示,不可能对你们提出像过去那样高的要求了,你们得好好努力。新闻司和龚澎本人显然都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受害者。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她本人也受到了批判。
  但在这同时,在另外一些场合,龚澎也参加推行这一路线。例如,在“文革”一开始,作为部党委成员,她参与决定打倒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部党委委员孟用潜;在一次主持批斗孟的大会后总结说: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而大会声势之大和斗争形式之激烈,后来再没有被超过。这是外交部“文革”期间制造的第一起冤假错案。在同一个人身上,尤其在担负领导工作的人身上,既受过伤害又参与伤害过人,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头的普遍现象。我自己就是。“文革”初期在部领导主持运动时期,新闻司出了个有名的“黄、林事件”,即两位小青年因率先造反而受打压的事件。我那时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右”加“反右倾”的运动,觉得黄、林要是放在1957年,必是右派无疑。在当时主管新闻司运动的部领导龚澎和司长秦加林的领导下,我们几个处级干部出面对他们两人进行了批判。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更曾在新闻司副司长徐晃的指挥下,参加了私自打开一位受怀疑对象的办公桌抽斗、偷看他的日记的行动。这位副司长当时曾因此受到张闻天的批评。至今回想起对这位无辜同事采取的非法行动,仍然感到十分羞愧。
 
新闻司干部的成长
 
  新闻司成立之初的干部队伍有两大特点,在地区业务司中最为突出。一个是新从美国回来的最为集中。当时有浦山、陈辉、王曾壮、陈秀霞、李肇基(1955年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牺牲)和麦少楣六人之多,而全司不过二十来人。一个是干部的平均年龄最低。这表明,龚澎吸收和使用干部是相当开明和放手的。在这段时间里,新闻司干部成长得比较快,在部里也很有名。
  至于底子较差的年轻干部,可以谈一下自己的体验。龚澎深知像我这样的新干部各方面的水平有多低。我们一到情报司,三科副科长浦山就让每个人翻译一段短文,看看我们的英文和专业知识水平如何。我译的一篇里提到胡志明,可我竟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一开始什么业务工作也插不上手,能做的事情只是抄抄稿子、糊糊信封、发发文件。真是又着急又缺乏信心。可是龚澎还是对我们寄以厚望,把一分的人才当作三四分来使用,尽量给我们创造快速进步的条件。把仍然处于低水平状态下的我派往东柏林,就使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机会。她总是鼓励我们,常常说:和参加革命早的同志相比,你们的条件好得多了:当年他们是在危险的战场上和紧张的地下工作中挤时间来学习的,你们可是从科班出身,过个三五年,你们就会让人刮目相看。对我来说,这种鼓励和期望时时都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和鞭策。
   龚澎对女同志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期望,对她们进步的关怀更为殷切,对她们身上存在的弱点也更为担心。她和女同志聊天时,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就是,非常希望女同志要争气,一定要处理好恋爱结婚生孩子和工作的关系,决不能因此就减弱自己在事业追求,甚至满足于日后成为丈夫的附庸。她一再喟叹,不知见到过多少个很有才华的年轻女同志,一恋爱结婚就没多大长进了,真是可惜。
  她对年轻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十分爱护。龚澎对工作极端负责。当我们在工作中出错时,有时她责己之严会大大超过具体出错者的自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由我带班编写的一期“综字号”《新情况》(就是每天早上八时印出来送给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和外交部领导参考的那一种),内容受到了总理的
  批评。我被通知当晚提前上班。下午到司里后,龚澎告诉了我总理批评的事。还说,总理问她,是不是没有让年轻同志读到应该读到的文电,没有让他们了解到应该了解的情况。我听到批评,心里当然很紧张。我当时就感到,龚澎的沉重感不知要超过我多少倍(后来还从其他同事那里获知,这次批评给她带来的精神负担之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她当时的处理办法是:立即按总理的要求加强上下通气,还调兵遣将,为加强三科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结果,作为具体出错的我反而因此而得到了更有利的工作条件。只是直到后来,我也没弄明白这次究竟错在哪里,是什么引起了总理的严厉批评,因为“综字号”《新情况》只是个客观反映要闻的刊物。不知道这一期是不是恰恰碰上了当时的什么“敏感问题”。

照片说明:
4、1960年,新闻司同事在外交部东楼前合影。背对镜头者 (右三) 为龚澎。前排右一(半欠身者)为本文作者。
5、1950年2月,作者(前右)与同事在外交部西楼前。
6、1957年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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