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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见证了林彪坠机事件
发布时间:2010-06-08 来源:29辑 作者:许峰 浏览: 次 【字体:


  1971年8月20日,我的父亲许文益受命赴乌兰巴托履新。此前,驻蒙大使张灿明于1967年春节返京参加外交部“文革”未归,驻蒙大使近五年空缺。然而,20天后的一件突发事件,使父亲成为中共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的见证人。

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

  父亲到达乌兰巴托后,随即展开工作。24日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到任拜会活动。蒙方的反应积极主动,气氛相当友好。
  9月14日上午8时,使馆突然接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按惯例,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应提前半天打招呼。这样仓促的约见,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年月也是罕见的。父亲到任后尚未拜会过这位副部长,是发生了边境冲突?还是苏蒙两国又在搞什么名堂?父亲与使馆同志迅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始终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8时20分,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赶往蒙古外交部。
  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他首先对父亲到任二十多天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接着话锋一转,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在夜间,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所以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些。”紧接着,他说:“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现在因天气还比较暖,尸体是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最后他再次强调,要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
  父亲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他以提问的口气说:“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是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最后父亲说: “今天我跟副部长初次见面,虽然碰上中国飞机在蒙古领土失事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就父亲提出的问题作了解释: “蒙古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国家,国家法律规定,一旦草原失火,必须全力扑救。贝尔赫矿区有人见飞机失事着火,马上派人去灭火。火灭了,发现只有9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我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接着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派人去现场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父亲回答:“可以这样理解。”父亲告辞时,额让中方将去失事现场的时间、人员迅速通知蒙方。

冒风险,克服困难,迅速向国内报告

  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父亲立即召集使馆领导干部开会。大家摊开一百五十万分之一的蒙古地图,查明了贝尔赫矿区的位置。此矿离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不远,离中蒙边界约350公里。父亲指出,这一事件虽然严重,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迅速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不一会,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故障,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最快也得4小时以上。当时我国驻外使馆除了一些重要地区的大馆设有短波电台外,许多使馆的通讯业务只能通过所在国当地邮电局办理,不但效率低,而且不保密(据说林彪坠机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有条件的使馆均要设立短波电台)。不知蒙古邮电局的不合作,是偶然巧合还是成心刁难?大家心如火燎,都用眼睛直愣愣地瞪着父亲。表面冷静的父亲,内心和大家一样焦急。俗话说情急生智,父亲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虽然已封闭多年,但如能启用,便可解决燃眉之急。
  这部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中蒙苏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长途“热线”,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本停用,但也没有掐断。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定期派人来使馆维修。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线路找周恩来直接通话。外交部总机的接线员一听是苏修头子要找周总理,立刻挂断没商量。外交部转告柯西金,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要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闭。
  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要冒风险的。考虑到当前首要任务是将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父亲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启专线。办公室贾长禹从库房拿出一抽屉钥匙,由于很久没用,谁也不记得是哪把钥匙了,只能一把一把地试。大家急得头上冒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才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台,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接线员却推托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路坏了,“啪!”把电话挂断了。这可惨了蒙古使馆的同志,急得他们抓耳挠腮,徒唤奈何,北京总台却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
  怎么办?父亲极力让大家保持镇静,并果断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沟通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必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使馆要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到电话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父亲他们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飞机失事的电报通过“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时20分了。
  据说驻蒙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正在开会。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姬鹏飞读完电报,立即派人把电报报送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对驻蒙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启用封停多年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北京表示满意。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18份,当天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周强调,知道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密封后送他亲启。

 
图一 1954年,作者与父亲在驻东德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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