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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见证了林彪坠机事件
发布时间:2010-06-08 来源:29辑 作者:许峰 浏览: 次 【字体:

按蒙方意见土葬死难者

  现场勘察完毕,天色逐渐昏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为灰烬的飞机机头旁讨论尸体处理问题。高陶布司长一再强调蒙古没有火化习惯,而且已裸尸三天令人不忍,必须立刻土葬。父亲观察了一下现场,也觉得当地根本没有火化条件。根据国内提示,同意了按蒙方意见进行土葬。蒙方建议,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上,面向东方,从早到晚都能见到象征着吉祥的太阳。
  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向东走,然后又折回来,最后来到西北面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辜负,父亲表示感谢,决定照他的意见办。
  随即,桑加上校调来一个班的士兵连夜挖墓穴。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完全黑透了,气温降到2度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父亲接见了前来挖坑的士兵。这班士兵仍穿着夏季军装,在寒风中瑟缩不已,嘟嘟囔囔啧有烦言。父亲让孙一先拿出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蒙古民族好酒,乌兰巴托酒厂生产的白酒不好喝,而苏联的伏特加度数又不够,见到这样的好酒,士兵们立刻精神抖擞,叽叽呱呱,又兴高采烈地卖力干活了。
  回到温都尔汗已是晚上10点多了,双方人员都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由于对方在现场态度友好,大家虽然鞍马劳顿,心情还算舒畅。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为了酬谢蒙方人员的合作,父亲又拿出几瓶汾酒、一听罐装中华香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白酒,三杯下肚,气氛便活跃起来。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这个问题饭后商量。”父亲趁机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高陶布说,飞机在空中时没人看到,但燃烧时火光冲天,有人看到了。至于飞机迫降原因,也许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对第二天的安葬事宜,父亲提出四项建议:一、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二、按照蒙古习俗,在墓顶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三、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中方,我们写张收条。四、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高陶布表示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
  这顿晚餐吃到午夜时分,中方人员正准备就寝,蒙方又提出马上商讨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零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凌晨3时结束。双方协议,当天(9月16日)为死者举行安葬仪式,然后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9月16日上午7时30分,双方人员再次乘车驶往苏布拉嘎盆地,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父亲和沈庆沂乘坐的汽车在丘岭间颠簸前行时,因车速过快,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沈庆沂鼻梁蹭在车棚横梁上,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父亲坐在前排死死抓住了车把手,否则也要受伤。车子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后面大轿车上医疗小组的救援。古尔斯德专员大为恼火,咆啸着将那个司机训斥了一通。
  上午9时30分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的秋气显得格外浓重。父亲嘱咐随行人员,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要特别注意观察飞机失事的原因,并多拍些照片,为国内研究鉴定失事原因提供依据。
  高陶布司长问父亲,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父亲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我使馆人员从各个角度拍摄了照片,蒙方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大使和随员拍个不停。
  上午10时许,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双方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躯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后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嚓喀嚓的骨折声森然入耳。之后,两个士兵用力按住棺盖钉上钉子,运往墓地。
  墓地位于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刚到的卡车对父亲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在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父亲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后,父亲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作象征性填土,接着由使馆其他同志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谈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商讨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父亲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一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埋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标有“中国民航”的那段机翼放到墓上,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气环放在墓顶,蒙方接受了。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拉来放在坟顶上,一眼望去,明晃晃的十分扎眼,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著的航空标志。随后,父亲带领使馆人员站成一排,怀着难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艰难的谈判

  在第一天勘察现场后,蒙方便提出要签署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双方连夜进行谈判,但在实质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甚至多次发生激烈争执,争执的焦点在于飞机的性质是“军用”还是“民用”。
  安葬完遗体,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即送来他们起草的《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父亲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勘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某些方面态度很强硬。他们虽然不再称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对方抓住“军事”不放,显然是别有用心,想在政治上置我于不利地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坚持是我方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主意已定,父亲的心情反而松弛下来,竟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凌晨1时,文件翻译出来,我方人员立即研究,准备了应对方案。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父亲首先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我方的修改意见:
  一、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二、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应标明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三、针对《纪要》第七条记述死者遗物,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方提交的《安葬纪要》,父亲建议将序言部分加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父亲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10分钟。然而以后蒙方迟迟不来复会。父亲利用这个时间,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此时外电报道,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他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很可能与这架失事飞机有关,更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匆匆往邮电局跑,很可能是急于向上级请示。父亲考虑形势紧迫,此地不宜久留,应尽快回使馆向国内汇报情况。他让孙一先通告蒙方,鉴于我国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回乌兰巴托后继续会谈。
  在蒙方要求下,上午10时15分继续复会。桑加上校对父亲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因为死者都穿军装,并带有枪支”。我方坚持飞机上那个女性是非军人,现场还有她一双白皮鞋。而且“文革”期间,我国民航均由空军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军管理),不能以军人驾机就片面认为是军用飞机。双方唇枪舌剑,谈判陷入僵局。谈判在温都尔汗进行了五轮,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蒙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单方在《现场调查纪要》和《安葬纪要》上签字。一场夜以继日的紧张谈判不欢而散。这时中国使馆打来长途,让许大使速返乌市,想必国内急于得到飞机失事的情况。9月17日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事后回想起来,蒙方强调“军用”二字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当时国内没有讲明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只是告知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驻外机构必须按上级指示和口径办事;同时蒙方一再强调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不明原因坠毁”,让我方明显感觉到他们似乎在有意躲闪什么。加之不久前,苏联以间谍侦察为名,在某军事敏感区上空将一架他国民航客机击落,这就加重了我方对飞机坠毁原因的怀疑,在实地勘察中也偏重这方面调查;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我们没有提出索要,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使馆人员当时没有这方面常识,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据航空专家讲,三叉戟1E型已装有“黑匣子”,这使对飞机失事的调查缺少了许多宝贵资料。其实早在父亲到达失事现场之前,“黑匣子”和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已被苏联人取走了。就在父亲他们离开现场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又派人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墓穴,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架起大锅煮烫去皮后带回莫斯科(苏联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
  回到乌兰巴托后,父亲立即向外交部作了汇报,根据国内指示,就尸体和遗物索要问题继续与蒙方交涉。中方的急切态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为了防止蒙方要价,父亲奉命停止外交交涉,并派孙一先带着有关资料返回国内汇报。

 
图⑥1973年,父母在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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