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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志愿军英雄的自述
发布时间:2011-01-07 来源:46辑 作者:杨守照口述 杨民青整理 浏览: 次 【字体:


  我随车上了江桥,刚刚提完车钩,将车送走,没想到桥梁一下子就被水冲毁了,散架落到了水中。后来想想有些后怕,要是晚两分钟,就没命了。这次行动,我们给38军抢运了五车高粱米,我立了一小功。这个小功其实比立大功危险还大。
  在战场上,好像只能听天由命,想多了也没用。一次夜里,我当班,组织装车,三车饼干、两车豆油。装车的是四川籍苗族志愿军战士,一百二十多人。装载中,美军飞机突然空袭,投下足有数吨的炸弹,车站火光四起,血肉横飞,成了火海。一百二十多名年轻战士大部分牺牲。按惯例,车站和物资被炸,必须保守秘密。为不让特务知道,人们连夜清理现场,运送烈士遗体。
  核对人员时,我们发现车站也有人牺牲,是一名来自南京机务段的机务代表。大家找到他时,只见他的遗体缺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
  在顺川车站,最使我难忘的是王金水。王金水,原是郑州车站的调车员,共产党员,人特别好,平时总照顾别人。说来有些奇怪,他牺牲那天,不知谁提议一起照个相。记得那天下午,军代表回树贵、王金水和我三个人,来到郡里的照相馆。照片上写的日子,就是王金水牺牲的准确日子。
  那天夜里,王金水当班。他用手提信号灯接车,朝鲜司机以为给了进站信号,结果两车相撞,王金水当场被飞来的列车拦腰截断。收尸时,我含泪将他的肠子一段段地捡起来。当地政府不敢将真情告诉其家人,据说,王金水爱人受到刺激,经常去要她男人,有时还在领导家不走。王金水牺牲时四十多岁。
  1951年冬天,军管局通知我,让我参加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代表朝鲜战场上铁路系统的六万职工,回国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一起来中国的,还有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铁路系统参加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有两人,一位女同志,名叫丁淑芬,是电话员,哈尔滨铁路分局的铁路职工。在朝鲜战场上,她曾冒着敌人轰炸,保障了通话。
  我先后立了一次大功和两次小功。每次立功都发朝鲜币当奖金,当时,一个功折合人民币也就十几元钱,买点东西就花得差不多了,后来,我还剩下10元没舍得花。没想到这10元钱,解了回国报到的急难。
  当时,上级只通知我到定州志愿军军管局报到,但怎么到定州,得自己想办法。从我们那里到定州没有火车,我带着那10元钱上路了。经打听,在公路上,我堵了一辆开往定州的志愿军的大卡车,找到了军管局,见到了局长吴冶山。他跟我谈话,要秘书帮助写材料。还告诉我,不能只讲自己的事迹,还有其他志愿军指战员的。说实在的,那时我连什么叫写材料,什么叫事迹都不懂。
  我在吴冶山的办公室里,和他住了十多天,吃的是局长、政委级小灶,这是我一生头一次享了福。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有三百多人,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也有三百多人,在辽宁的安东(丹东)集中。
  这两个团划了七八个分团,按我国行政区划分,分头活动。我被编在东北分团,每个分团二三十人不等。到北京,我们住在前门大栅栏招待所,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宴请,每桌八个菜。在北京有七八天时间,我被分配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作报告。我只读过几年书,开始念了不少大白字,上台就晕,但后来慢慢习惯了。按领导说的,我除了讲自己,也讲别人。
  东北分团有二十四人,其中四个女性。我们离开北京,先到沈阳,住在“大和宾馆”,受到东北局高岗等领导的接见。记得领导告诉我们,到各地作报告,有困难尽管提出来。在大和宾馆合影前,我受到记者采访,后来《东北日报》刊登了我的事迹。记得一位记者问,你救列车时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其实什么也没想,根本来不及想。
  我们东北分团分为几个组,我先后来到黑山、兴城、打虎山、铁岭、大连、旅顺、开原、鞍山、海城、新民。后来,报告习惯了,无非是下车、欢迎、献花、宴请、报告、参观,都这个程序。
  东北分团来到哈尔滨,住东北旅行社,当时,那是相当高档的宾馆。领导听说我家在这里,用小汽车把我送回家。我父亲、母亲也曾来到东北旅行社,与代表团成员吃了两顿饭。代表团的伙食标准相当于军级小灶,除丰盛饭菜外,每天外加一块多钱一盒的香烟,还有水果、炼乳、牛奶。记得代表团在大连吃得最好,还安排代表团乘海轮在海上跑了一圈。
  1952年夏天,我随志愿军代表团回国半年后,返回朝鲜战场,来到平壤作报告。上级告诉我们,向朝鲜汇报,主要汇报中朝领袖如何关心志愿军。在平壤,我们赶上了大轰炸。不时看到密集的排弹从天而降,美国的B-29轰炸机将平壤炸成废墟,路上随处看到朝鲜人的尸体、瓦砾。
  在朝鲜,我被安排到志愿军铁路分局作汇报。记得分局的一位政委善意提醒我,千万不要骄傲自满,你已经不是一般人了。其实,当时我连什么叫骄傲,什么叫自满也不懂。
  此时,领导找我谈话说:“小杨,你应该写个入党申请书。”我的入党申请书一递上,领导就说,你被批准入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名叫刘福泽,后来我俩在北京铁道学院成了同学。
  入党不久,我被调到朝鲜平壤南部的新幕车站,两个月后,到开城车站任军代表。1954年1月,领导找我谈话,给我两条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朝鲜,在志愿军的军交部工作;二是回国上大学。就这样,我这个只上了几年小学的人,一步进了北京铁道学院。
  1954年4月,我进入铁道学院附属速成中学。我们班叫“功臣班”,共四十二人,都是带薪入学的干部。按进度,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学习四年,然后直接进大学。开始,我学习还不错,曾是三好学生,但后来不行了,害了神经衰弱症,无法入眠。学校照顾“功臣班”,免了理科,只剩文科,但我还是跟不上。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在“功臣班”,我是学委会体育委员,但不是党支部委员。“反右”,上面明里“号召”要大家积极帮助党整风,私下里,党支部要求支委们不要动,不要写大字报。我不是支部委员,对此一无所知。
  我经常失眠,整天睡不着觉,夜里披着大衣在校园里走,看见灯没人闭、水管流水没人管。心想,整风不是提意见吗,就提个节电节水的意见吧。于是,我写了两张小字报,提醒大家注意节约水电。没想到,因为这我差点成了右派。不过好长时间,我一直蒙在鼓里。
  其实,蒙在鼓里的不止我一个。当时,有个从美国回来的老教授,名叫金仕轩,人很老实。运动中,有人一定要把他打成“反动权威”,当右派抓出来。但是,这个老教授在运动中闭口不言,没提过任何意见。看没有把柄,有人出了主意,以研究教学大纲为名,请他参加,要他发言。开始,他仍然不说话,直到被逼无奈,才从业务角度提了五六条改进意见。没想到,第二天金仕轩就被当做大右派抓出来了。
  1957年秋天,我因跟不上学业,要求退学,回到了哈尔滨铁路局,被分配到三棵树火车站。1963年,我从东北调到西北,先后在银川、天水、兰州铁路部门的车站工作。“文革”前,我回家探亲路过北京,到铁道学院看望朋友,一位和我要好的同学说,反右时,你幸亏只贴了两张小字报,再多一张,就是右派了。

 
图⑥ 在义县参观奉国寺、古塔后合影。后排左三为杨守照。

 
图⑦ 报告团小组在山海关参观。后中立者为朝鲜人民军营长、右一为朝鲜人民军连长,都姓金,后左一为杨守照。

 
图⑧ 在朝鲜开城的留影。左一为杨守照。

 
图⑨ 抗美援朝胜利后,杨守照(后)与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的合影。前右为刘福泽、左为邵景福。

 
图⑩ 北京铁道学院“功臣班”学员与本科生学员在北海开展联欢活动的留影。戴军功章者为“功臣班”学员,其余为本科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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