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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避难烟台
来源: 作者:魏春洋 发布时间:2018-01-1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北方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社会运动,这就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西方传教士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攻击对象。为躲避义和团的追杀,大批西方传教士从华北各地陆续逃难到烟台。在这段非常时期,开埠城市烟台成为西方传教士的安全避难所。

袁世凯铁腕维稳

    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西方人称之为“拳乱”(Boxer Rebellion)。义和团运动最初兴起于山东。起因之一是19世纪末德国人在山东大肆开发矿产和修建铁路的侵略活动,激化了山东早就存在的民教矛盾。1899年临沂发生了沂州教案,同年10月上旬,山东省冠县飞地蒋家庄(今属邢台市威县)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此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各地此起彼伏。
    当时的山东巡抚是被义和团称之为“拳民守护神”的毓贤,毓贤是一个狂热的排外主义者,他对义和团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实际上对义和团采取纵容的态度,甚至煽动他们闹事,一时间义和团发展迅猛,整个山东更加混乱不堪。各国驻华公使忍无可忍,频频向清朝廷施压。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直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要求清廷撤换毓贤。
    由于毓贤不能控制山东局势,1899年12月,慈禧任命年仅40岁的政治强人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之初,就遇到英国传教士卜克斯(S. M. Brooks)被杀事件。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袁世凯一改毓贤“主抚”的政策,以铁腕手段打击山东义和团势力。袁世凯首先用一场“鸿门宴”,终结了义和团在山东的势力扩张,并成功阻止了义和团向山东以南省份的扩散。受到打击的山东义和团只得向直隶(河北)转移。

 美国驻烟台领事福勒(John Fowler)


    在打击义和团基础上,袁世凯继续强调“按照约章,竭力保护”,要求各地方官保护传教士,慎重持平办理民教冲突。另一方面又秘密面谕各地地方官劝教民反教,“转饬各属令将境内教民,悉数勒令反教,取具永远再不习教甘结”。
    在袁世凯铁腕镇压下,至1900年夏初,山东“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幸存的团民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传教士逃难烟台

    1900年6月13日,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爆发。 6月21日,清廷颁布“向各国宣战懿旨”,声称要对西方列强“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并饬令各省督抚将各处“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由于清廷公开支持义和团,山东义和团运动又再度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暗中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中立于清廷与列强的战争之外。为避免列强借口出兵入境,保全山东,袁世凯训令道、府、州、县,勒限三日,将在境洋教士及办理铁路矿务的洋人一律护送至通商口岸。同时,“饬烟台道与各领事商,主在烟仿照南省出示,派兵保护口岸,至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暂避”。

 

 避难的传教士在烟台码头登陆。


    于是,一场空前的拯救西方传教士的行动拉开序幕。这一行动主要由美国驻烟台领事福勒(John Fowler)组织策划。具体计划是:美国传教士韩维廉(W. B. Hamilton)在济南接应来自河南、直隶等内地的传教士,然后由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军队将他们护送到羊角沟(Yangchiakou,今寿光羊口镇),再由美国北长老会烟台传教士韦丰年(George Cornwell)负责组织船只将外国传教士从羊角沟运送到烟台。
    1900年6月19日,美国驻烟台领事福勒租借日本轮船“广谷丸”(Kwangki Maru),在韦丰年协助下,从6月19日到7月4日,来自省内济南罗马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以及来自内地的加拿大长老会、伦敦传道会、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会和美部会等基督差会的270多名传教士及其家属,先后经过济南、羊角沟运送到了烟台。
    与此同时,另一场拯救传教士行动也在登州进行。为了保护登州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安全,在登州著名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的请求下,袁世凯责令登州官府对当地传教士加以保护,又电请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亲率战舰“海圻号”前赴登州海岸。7月1日,萨镇冰将传教士及其家属11人接到军舰上避难。7月2日,又将他们从“海圻号”转移到了日本的“海安丸”,以便前往烟台。这些自登州撤退的西侨中就有后来创办《时代周刊》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1898—1967)。

芝罘街风雨欲来

    就在华北各地西方传教士陆续逃亡烟台之际,此时的烟台,却早已是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据当时日本驻芝罘领事田结铆三郎的电报称:“支那市街人心惶恐”,“烟台商业基本停顿,或商家闭店出逃,有收集银元以防万一者”。另外,当时英国驻芝罘军官卫德曼(W. Tratman)报告中说道:“在芝罘,整个七月,谣言和惊恐是每天的日课。义和团的揭帖公开地张贴四处,而且又秘密地传送,道士在宣传叛乱,铁匠在铸造大刀,道台把家眷送走了,许多大商人也跟着把家眷送走。而最坏的是俯瞰着租界区的而又装置有克鲁伯(Krupp)大炮的东西两炮台显出跃跃欲试的样子。这一切情况一出现,领事团立刻采取紧急处置,并强迫道台继续进行镇压工作。道士被捕入狱,铁匠受到军法处分,大炮被锁起,保管钥匙的军官名册已交给我们。”
    与此同时,烟台当地潮州、福建以及山东三帮会的商人,联合发布严禁义和团之公约。公约称:“我各帮、各铺户之伙伴及其工役、舢板诸色人等,或其家属,倘有误被引诱致蹈匪迹者,各宜自行严禁,不许学习。尤宜加意保护商场,无论华洋,均当严杜根株,以安商旅。”同时,三帮会商人成立了自卫组织,并要求烟台所有各铺户每日各派伙伴一人,轮流查访,“务期尽绝根株,以杜后患”。

 避难的传教士乘船到达烟台。


     而时任登莱青兵备道李希杰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他按照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指示,召集各领事商讨防御之策。命令中国军队驻在把城市与外国人居住区分开的那条街上,当地欧洲志愿军的哨兵在夜间轮流防守。同时,李希杰命令在烟台港东西炮台增加大炮,另又从宁海州调集士兵加强烟台战备。
    在烟台港内,先后有数十艘外国战舰停泊。如美舰“纳西秘鲁号”(Nashville)、“约克塔兰托号”(Yorktown),日本“常盘号”“高砂号”“秋津洲号”,德国“吉菲昂号”(Geflon)等战舰先后停泊于烟台港内。这些战舰处于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将在烟台避难的传教士及其家属撤到船上。然而,尽管每天都传说义和团要来攻打烟台,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进攻。尽管如此,仍有部分饱受惊吓的传教士从烟台逃亡到朝鲜仁川避难。
    随着8月16日北京失陷,标志着义和团运动彻底失败。烟台的紧张形势才开始缓和。直到1901年3月后,在烟台避难的西方传教士才开始陆续离开。
    行笔至此,不由人不想起《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诺亚一家因搭上方舟才逃过了一场大洪水灾难。而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方传教士逃亡烟台,逃出生天。对他们来说,烟台又何尝不是另一个“诺亚方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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