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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难中磨砺——写在父亲赵俪生先生的祭日里
发布时间:2009-10-18 来源:60辑 作者:赵絪 浏览: 次 【字体:

  
  父亲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时间分布也较为均匀,即:十七、八岁出头到四十岁,在抗日炮火中,他从一个热血青年,在求索和追补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史学家;四十岁到六十岁这无疑是他一生中的最低谷:历遭劫难、九死一生。这本应是人生的黄金期,一个学人最有价值、最出成果的时间段,却因遭遇了历史上少有的几次“群众运动”而荒废了。这段看似没有成就,只有苦难的艰苦卓绝的岁月,却锤炼了他的意志,磨砺了他的思想,锻炼了他的体魄,为六十岁以后的暮年阶段产生的飞跃奠定了精神、物质基础,即:学术思想进一步的深沉、稳健与长达九十一年的高寿,完成了一个史学家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
  父亲的一生不只是用“饱经忧患、厄运重重”就能概括得了的。以致他谢世后,四面八方的纪念文章汇集了一个共同、认可的观点——先生受委屈了。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公允的评价。总而言之,先生这一辈子太吃亏了。
  做为家人,比别人更能理解这“委屈、吃亏”的实质,因为我们是直接的受害者,每个子女都品尝了入“另册”的滋味,都陪父母度过了贫困带来的饥寒岁月。当我们熬过来后,父母安祥谢世,冷静地回忆起那逝去的岁月,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相反的结论——父亲他不亏!从某种角度上讲,他虽受尽了无数的屈辱与折磨,他终归为自己赢得了学术上进一步的成熟、晚岁福寿绵绵的九十一度春秋。
  父亲不具备长寿的基因,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家庭,祖父抽大烟把家抽得一贫如洗,而他又是祖父母晚年最后的一个“老生子”。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细长的身条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母亲多次讲过:“自嫁了你们的爸爸,我时时做好了当一个寡妇的准备。”当年在前线,只要炮火一响,他就先晕了过去;在后方,他也是让伤寒、疟疾等要命的病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弱书生竟创下了山东安丘赵氏家族男性公民寿命最长的记录,岂不怪哉?其实一点也不怪,他那点子寿命硬生生地是给折腾出来的!厄运有时反而令苦难者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实惠”呢!母亲在父亲八十寿辰的纪念文集中,第一句话就说:“按中国人的记龄习惯,俪生今年正满八十岁,看见他健康跨越这道生命里程线,我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只有做子女的,才能体会得着母亲从“时时准备做寡妇”到看他跨越八十寿辰时的“莫大的欣慰”。创造这个奇迹的,母亲无疑是头号功臣,再往下数就得算那段刻骨铭心的艰难岁月了……
  俗话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这句话在父亲身上得到了非常贴切的印证。我曾有过这样的假设:父亲未遭“五七”之灾,安享大教授俸禄,且又拒绝任何方式的体育锻炼,还是个食不厌精的馋虫,习惯于一宿一宿地开夜车写文章,这样有失常规的生活习惯,他能活到九十岁么?
  父亲是五八年被补划为右派的。戴帽不久就随兰州大学历史系合并到西北师大,校、系的合并难免带来小争小斗,而首当其冲成为受气筒的当然是“五类分子”了,更何况还是“外来”的“分子”,这受苦、受累的活,落到外来右派的头上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再遇上下放到河西走廊农场劳动这样生死难卜的差事,兰大并进来的教职员工和右派分子,就自然而然地排在了首选之列。
  进入六十年代,全国面临着一场在劫难逃的大饥饿。在这个时候,父亲被下放到河西走廊山丹县四十里铺的师大农场去劳动。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夹边沟距此地也不过百十公里,当时饿死人的消息还是悄悄在人群中漫延,骇人听闻的“万人坑”也被小道传播的凄凉而恐怖。虽然是被敲锣打鼓送走的,其实送人的人和被送的人心中都蒙着一层浓重的阴影,“他们”或“我们”还能再回来、还能再重逢么?……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有车去农场,只要有人去山丹,只要家中省下一点点吃的东西,妈妈都会夹在衣物的包裹中求人捎去或通过邮局寄出。父亲后来讲,一听有包裹到,他马上意识到,他又能活下去了,每当取到包裹,总是迫不及待地一把撕开,把内中夹带的食物一扫而光!谢谢上帝,他还有一副不错的肠胃,有多少人就是在多日未食,一顿饱餐中“撑死”的呀!
  那个时代,人性泯灭,各种惩罚手段层出不穷,挨打、罚跪还能承受,那时人的“自尊”已经降至最低水平,只要活着就行。惩罚人的人和被惩罚人的神经都已麻木了。最要命的惩罚无过于剥夺那一碗搅拌着各种野生代食品的稀糊糊了。画家杨立强回忆当年的境况时有这样一句话:“饥饿状态下的人谁也不愿意别人比自己多吃一口,所以人们对各种各样的惩罚乐此不疲”。只有亲历和目睹过那种场景的人,才能深深体味到这看似平淡、实则严酷的叙述了。父亲正是在这最严酷的年代,沦落到最无法生存的戈壁荒滩,而且还处于社会最低层,他还能够活下去么?这个问题对他和家人来讲,真是渺茫到了极点。幸亏大家的神经已全部麻木,唯一的信念就是挣扎着活下去,省出一丝一毫的食品,攒起来设法捎到那遥远的河西,让那条濒临死亡的生命再维系一阵,再坚持几天……
  父亲终于侥幸生还!这不能不算是个奇迹!因为,他已被农场排为“第四号亡人”。谁都认为他没有活下去的可能,可他居然活下来了。今天回忆起他活下来的条件,首先是他自身体质属于“弱质”,“弱”的需求量比“强”的要少,消耗能量也较强者要缓慢许多,这样维系起来坚持的时日就要长一些。再就是父亲是个达观的书呆子,只要有书读,他就可以暂时忘掉饥饿,无论是夜卧地铺或是放马途中,枕边和手中总是拎一本《国语》或《左传》,以此“疗饥”。别人耻笑他“太史公,牛马走”,岂不知这读书的两得,一是疗饥,二是补充精神食粮。父亲这一生在任何境况下不忘读书,只要有书读,怎样都可以,何况是在山丹农场那种困苦状态下读史书呢。这样,父亲就自然对各种历史场景有着别样的体会和理解。对于一个史学家,也就是在这千载难逢的境地中,加深了对人生的领悟、学术上的反思。父亲晚年在学术上又有了一个飞跃,不能不说与这段刻骨铭心的际遇有关。这段阅历带给他的正面效应无疑是思想境界更进一步的深沉与稳健。

 
                      图:赵纪最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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