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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骑闯天下
发布时间:2009-10-18 来源:老照片67辑 作者:张博道 浏览: 次 【字体:


《摩托车》杂志要我写写自己五十五年骑摩托车的经历。可朋友们劝我,把摩托车的事情放一放,先把我独特的人生经历写出来。
我今年六十七岁了,按中国人“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已是夕阳西下一老叟。可我感到自己还正当年,棒着呢! 从十二岁开始学骑摩托车,现在我依然是美国加州金翼摩托车俱乐部的领头羊,何老之有?   
1942年,我生于天津的天和医院,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七年,1979年跟随父亲当年的脚印来到美国,又闯荡了三十年。父亲张纪正,1905年出生在山东省潍县北乡大常瞳村,1937年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考取清华大学官费留美,在密执安州大学医学院学成后归国。母亲陈必弟(Betty Chandler)是美国人。似乎老天爷有意让我体会一下与众不同的各种历练,我从事过许多不同的工作。我在天津出生长大,最后到加利福尼亚州定居。“文革”中,我还到农村走了一回,拥有过农村户口,当过真正的农民。
回首往事,贯穿我一生的爱好,是对内燃机的着迷:凡是和内燃机沾边的东西,摩托车、汽车、游艇我都喜爱。所幸的是,我最大的爱好也成就了我一生的事业。
 
启蒙之路
 
 
刚开始接触摩托车和汽车的时候,我才十二岁。那时家里条件不错,父亲原是协和医院的胸外科专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天津开业。家里有一辆英国制造的Baby Ford小汽车,还有一台用剪草机的汽油发动机通过三角皮带传动的无变速摩托车,使用的是现在的人没听说过的“水银自动离合器”。这辆摩托车我开出去没几趟就坏了,原因是装水银的胶囊老化,水银跑出来了。从此,我和摩托车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有一个传说,天津第一批拿摩托车执照的驾驶员都不在了——大概是家长怕孩子骑摩托车编出来的。瞧我这不还是好好的吗?
我十九岁那年,在父亲支持下花一百五十元买了一个45cc的苏联机器,卡在自行车上,用链条拖动,能达到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可我仍嫌不够快,不过瘾,于是自己动手改造发动机,把缸盖换成永久103的,以便增加散热,加大压缩比,进气由曲轴换气改成活塞换气,扩孔加大化油器流量。由于当年没有地方买零件,很多零件都是我用手工自己制造的。机加工要托工厂师傅偷着当私活帮忙做。虽然还是45cc的发动机,可是速度提高到了每小时六十公里。配上新马达后,车速是提高了,但却发现自行车架子刚度太低,承受不住,而且开着也不舒服。这就要自己重新设计做新车。那时天津有个早市可以买到天津自行车厂的下脚料,我用买来的钢管子做车架、前后避震器,后来干脆连油箱、排气管也用薄铁板敲打出来,后衣架也做的和杂志上的车型一样,既实用又好看,一上马路很是招眼,不少人都学我的法子仿造。但是他们开一阵子,连杆就烧坏了。这里有个窍门,就是一定要在连杆大头上加一个进润滑油的槽,他们却忽略了这一点。
中国那时在车辆制造上还缺少经验,我的车在天津算是一景。到了1965年,我在北京八面槽的委托行买了一辆二手的匈牙利却贝尔牌摩托车,已经非常破旧,无法开了。我把它一拆到底,把架子打磨光,用家里驱蚊子打DDT的喷子装上油漆,手推喷漆。瓦圈需要重新电镀,那时北京缸瓦市有家接受私活的电镀厂,我带上两个瓦圈、一个车把,天不亮从天津出发,骑上自制车去北京电镀。后架装不了那么多东西,我心里一急,就把一个瓦圈套在脖子上出发了,半路上硌得脖子好难受。当晚赶回天津,等第二个周末再去取回来。后来发动机上的活塞和环严重磨损,我碰巧找到了一个日本生产的Yamaha活塞和环来替代。这个日本活塞是一个工业展览会上的展品,让我给买来了。我足足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这辆匈牙利的“却贝尔”整得跟新车一样,非常漂亮。我还记得牌照是“津11684”,开到马路上十分引人注目。
可高兴了没几天,“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红卫兵开始抄家。“却贝尔”被红卫兵一眼看中,理直气壮地骑走了。这还不算,骑坏了他们就推回来让我修,修完再骑出去。我一年的心血,没几天就叫他们给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最后一次修理完,我对他们说:“再骑坏了就别推回来了,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就这样告别了自己摩托车生涯的启蒙阶段。
 
 
不改初衷
 
 
由于继承了母亲的一半,自己从明白事儿之后,就知道我的长相天生与众不同。那时在中国外国人极其罕见,有时候,我装卸卡车都能在马路上遭人围观。到了“文革”,把我打成“里通外国”分子。我心里不明白,我招谁惹谁了?我们全家四口人被遣送到天津王稳庄公社小年庄大队当上了公社社员, 还把我们的城市户口改成了农村户口。白天干地里的活,其他时间帮村里修修东西。其实“文革”十年,我既不懂、也不关心人家折腾的那些事情。对农村生活的困苦,我也不是太在乎,只是想有机会学点技术。
机会终于来了,他们看我能修东西,调我到村办厂。为了改善生活,我协助农民在小年庄办了一个钢丝厂。为了建这个厂,我回天津找到从英国留学回国的钢铁专家、天津冶金材料研究所总工程师陈广生,请教如何建造好这条生产线。陈广生的母亲和民国元老何香凝是亲密朋友,一直住在香港,“文革”前汇来“侨汇券”,陈总在友谊商店买了一台50cc的日本铃木(Suzuki)摩托车,他只会骑不会修,我就成了陈总的专职维修工。作为回报,陈总尽心竭力教我拉钢丝的工艺。工厂投产后,生产和销售十分顺利。后来又加了一条镀锌铁丝生产线,产品还出口到了日本,赚了钱,原本很穷的小年庄变成了当地最富的村子。我也因此当上了副厂长,从此和小年庄的乡亲们结下到了今天也分不开的情谊。那时,乡亲们都叫我“大老张”,书记和厂长挺感谢我,很想进一步提携我。他们后来跟我说:“你这两年干得真不赖,我们寻思着让你入党,可是一调你的档案,与你不符,最好你找原单位澄清一下。”他们可真是一番好意!
 “文革”前,我原在天津建设局公路处工作。那时天津杨柳青汽车发动机厂生产一种小四轮卡车,号称载重一吨,实际没太大的动力。因为发动机是仿日本大发三轮货车的1000cc双缸水冷发动机,只有二十五马力。当时正修津承公路,上山时拉满一吨货,车就爬不上去。基于自己改造摩托车的经验,在天津发动机厂的支持下,我把这种二十五马力的发动机改成三十八马力,解决了“小四轮”的上山问题。当初天津发动机研究所希望把我调到他们那儿去工作,他们认为我集工程师、司机和高级修理工的知识能力于一身。虽经多方努力,一直也没能调成。不久“文革”开始,这事儿也就泡汤了。虽然我下放了农村,天津知道我的人和单位,一旦遇到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还要找我去帮忙。有一次,我进城帮一单位修车,当时正在“批林批孔”, 还批一个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导演的“反华”电影《中国》。人们对外国人都很警惕。那时修完车,也不能给钱,他们知道我在农村没条件洗澡,就请我去澡堂子洗个澡。那天我骑了我弟弟的轻骑摩托,管存车的老头一看来了个“外国人”,就报告了派出所。后来我才知道,来监视的警察也跟着脱光了跳进澡堂子,以就近侦察我们都说了什么。后来他们以我拿不出驾驶证为由,把我带进派出所。他们问我是什么人,我告诉他们我是公社社员,还特意用浓重的天津口音回答。折腾了一阵,第二天才还给我车,放我走了。其实我对这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那时在城市边上,往往有“未经许可,外国人不得超越”的告示牌, 我常被警察拦下来。由于我的北京话、天津话都十分地道,又随身带有工作证,通常看过之后也就放行了,但也有例外。有一次,我和弟弟骑小摩托车去东陵看古迹,路上被拦住,那人并不是警察,只是个管保卫的,给他看了工作证也不行,非要打电话到天津公安局查查不可。他们的电话是老式的,要用手摇,摇到总机才能打。我只能耐心等,耗了一天的时间,终于接通了公安局的电话,天快黑了才放我们走。
我搞摩托车、汽车、内燃机,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了。我母亲1963年加入中国国籍,成为华籍美人(有时她自称“滑稽美人”),到北京的外文局工作。局长金丰看了我的小摩托车大为欣赏,问我在哪个单位工作。当知道我是一个社员后,他大为意外,直说不符合政策规定,是浪费人材。他问清了我所在公社和大队的名称,不久我就得到通知,让我回天津,又上了城市户口,回炉成为国家职工。

照片说明(按顺序):
1947年,作者与母亲、两个妹妹的合影。
1947年,作者与父亲在天津马场道天和医院护士学校。
1959年,十七岁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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