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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发布时间:2010-01-02 来源:56辑 作者:邢小群 浏览: 次 【字体:

             上图:1950年代初的邢野

  父亲死得非常寂寞。如同他卧床两年多的寂寞。2005年,我们在保定烈士陵园的公墓里,给父亲买了一处墓地,黑色大理石墓碑,用他的书法手迹、代表作目录和照片,设计了前后的碑文。不管今天、明天的人们怎样看待他,我们觉得,似乎只有这样,对他的一生才算有个交代。

  我要说的父亲,是新中国后没有大坎坷也不走运的作家;一个常人都视为很好的同志;一个让儿女们心寒的父亲;一个妻子不希望与其同穴的丈夫。

一、没有大坎坷也不走运的作家

从没落家庭到革命剧团


  也许,父亲邢野算得上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与其说是人有名,不如说是他的作品有名,那就是1955年上演的电影《平原游击队》。这部电影是根据父亲1950年写的话剧《游击队长》改编的,合作者是剧作家羽山。
  父亲1918年生于天津城郊乡村。他的祖父和叔祖父都是木匠,一家人靠木匠和务农为生。七岁那年,父亲的大伯当了河北省井陉矿务局局长,并在天津市开滦矿务局任要职,家里兴旺起来,随后祖父带一大家人迁到了天津市区。父亲上过四年私塾,在天津第三十小学毕业,成绩名列第一。我的爷爷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事,用当矿务局长的哥哥挣下的钱,盖了几十间房,靠吃房租过活。后来因为父亲的二哥抽大烟,家境败落。听亲戚们说,解放前夕,我的爷爷奶奶是饿死的。父亲在他们四兄弟中年龄最小,不爱说话,就喜欢看书。他自己说过,上私塾时,常常逃课去听评书;上中学时,每天晚上都是在图书馆度过。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父亲说过,上中学时他就喜欢戏剧,莫里哀、梅里美、莎士比亚的剧本,翻译过来的他都看过。联想到周恩来、曹禺在天津上中学时都喜欢演剧,这种爱好可能是当时天津中学里的一种风气。
  1937年天津沦陷,他和一些同学到大后方流亡。1938年在桂林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剧队第十一队。1939年入陕北公学。不久参加了陕北公学剧团。
  1939年7月,陕北公学剧团和鲁艺部分学员组成了华北联大文工团,开赴晋察冀边区。父亲被分在戏剧组,从此开始了他的编剧、导剧、演剧的生涯。他还写了一些歌词,如:《国民党一团糟》、《野战兵团歌》、《前进,人民解放军》等。邵燕祥先生曾对我说,《国民党一团糟》这首歌他很熟悉,“1949年前后在老区与新区极其流行”。
  也许由于他的写作能力,父亲由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冲锋剧社社长,任至冀晋军区文工团团长。战争年代,戏剧演出可以直接宣传、鼓动群众,不需要舞台,利用现成的院落、房屋;不需要道具,穿老百姓的衣服就行。有时当天排练当天演出。虽说粗糙些,也很有生气。父亲也演过戏,在《白毛女》中出演过杨白劳;在高尔基的《母亲》、果戈理的《巡按使》中充当过角色。据《敌后的文艺队伍》记载,1940年的“三八”节,上演《三八节妇女活报》:“封建魔王由邢野扮演,身披铠甲,手执长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由陈强扮演,军服军帽,腰横倭刀。”“文革”中,父亲教过我们一首好听的外国歌曲《沙漠之路》,才知道他唱歌也不错。

身在多事之秋

  新中国建立之初,父亲的写作还是很勤奋。1950年,他创作了多幕话剧《游击队长》。当时在丁玲主办的文学研究所,他既是所务委员、行政处处长,也是学员。1954年,为了将《游击队长》改编为电影《平原游击队》,父亲被调到文化部电影局创作所。1955年电影上演后,他又被调任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从1956年到60年代初,他还创作了多幕剧《青年侦察员》;与和谷岩(执笔)、孙福田合作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上映;三个老战友合作的多幕儿童话剧《儿童团》出版;与诗人田间合写的多幕歌剧《石不烂》及他自己写的儿童诗剧《王二小放牛郎》出版;给中央实验话剧院写了话剧《春燕》(又名《女革命者》,未演出,也未发表);粉碎“四人帮”后创作并上演了话剧《古城十月》。从此,父亲的创作生涯基本上结束了。1980年代初,我到剧本杂志社办事 ,遇到负责人颜振奋,他还说起,认识邢野同志。其实,电影《平原游击队》,既是父亲的创作高峰,也是他创作式微的开始。从1963年以后,除了零星发表一两首诗外,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作品了。当时他才四十五岁。记得那时看到的父亲,除了练习书法,就是整天沉默不语地抽烟。
  父亲与多数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虔诚遵奉。经验告诉他们,稍微有些独立思考,肯定会出问题。记得“文革”中,他为了让我们放心,曾认真地向我们保证:“我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问题。”现在看,父亲能做到无问题,可能就是1949年以后写作不沾现实的边儿,遇事少发言吧?
  1950年代,中国的文艺界进入多事之秋。父亲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漩涡,他可能都在小心地回避。但是,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时,父亲是回避不了的。丁玲是他的老师与领导。正是丁玲看过他的话剧剧本《游击队长》后,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才得以调他去写电影剧本。可以说,电影《平原游击队》的诞生,与丁玲的发现与支持是分不开的。记得我在写作《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时,曾问过父亲一些情况,他对我说,在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期间,周扬曾点名让他发言。后来我借阅到当时的会议简报,看到了父亲的发言。感觉他揭发批判得十分小心,对丁玲有批判言词,但还是设法绕了个弯子。更直接地是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成员李又然的“资产阶级作风”。父亲还告诉我,大概因他的发言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多大分量,后来编的批判丁陈的发言集,没有收进他的发言。
  1959年“反右倾”,中国作协批判郭小川的长篇抒情诗《望星空》和反思“肃反”运动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1958年2月,郭小川把《一个和八个》交给周扬审阅,征求意见。周扬当时没有提出个人意见,一年零四个月后,却出人意料地将这首诗作为罪状组织批判。我问父亲当时是否在场,父亲说:“对《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是内部批判,我在场,先发给每人一份油印的作品。但是,我没有说话。”“您为什么没有发言?”“他们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您觉得郭小川的诗怎么样?”他说:“我觉得郭小川很有才华,诗也不错。就是有些情调,当时看,有些不健康。”据郭小川的《检讨书》介绍:“自1959年月11月25日至12月2日,作协党组连续召开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对郭小川进行了七次批判。”父亲没有和我说这七次批判的详情,但我觉得只要他参加了批判会,看了那情势,不可能不发言,只不过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罢了。从以后郭小川与父亲的友好来往关系看,父亲对郭还没有伤害。
  面对前车之鉴,父亲的内心会怎样想?
  1960年代初,父亲患了严重的胃病,1.78米的个头,体重下降到85斤。有两三年时间,父亲基本上在家休息,练练书法。据父亲讲,那时他总去北京医院,给他看病的大夫,也给刘白羽看病。医生对父亲说,你的病挺厉害,怎么刘白羽还说你玩物丧志?父亲听后,也只能忍着。父亲在《年谱》中回忆:“1961年,作协某领导(刘白羽)叫我到《诗刊》工作,并任我为《诗刊》副主编,但未宣布。作协让我在《诗刊》调查《诗刊》的问题,因未查出问题,我要求调动工作,我又被调回外委会任副主任。”显然,刘白羽对他很失望。

《平原游击队》修改记

  有一次,我问父亲:重拍的彩色电影《平原游击队》您参与了吗?父亲就和我谈起江青让他修改《平原游击队》的经过。
  “文革”中,江青曾让剧作家阿甲修改电影《平原游击队》,并且提出要把电影剧本再改成京剧剧本。
  阿甲找到父亲,请他把“李向阳”的生活原型介绍给他,说想积累些素材再修改。父亲为阿甲写了介绍信,找到了“李向阳”的生活原型甄凤山。甄凤山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和阿甲谈了。阿甲注意到了一个情节。什么情节呢?就是甄凤山要跟鬼子中队长换媳妇。详情是:鬼子既打不垮甄凤山,又不能使他投降,就想了个邪招儿:趁甄不在家之机,捉走了他的妻子。又给甄写信:你要是投降就放了你老婆,否则就杀了她。甄凤山决定带人进城,以牙还牙。他了解到,城里有一处朝鲜人开的“白面”馆,恰与日军中队长的家一墙之隔。一天,他趁日军中队长不在家,到了“白面”馆,在墙上凿了个窟隆,进去把鬼子中队长的媳妇掏了出来,然后也给鬼子中队长写了封信:“你要是放我媳妇,我就放你媳妇;你要是杀我媳妇,我就杀你媳妇;你要互换,咱就交换。”最后事情办成功了。但事后,甄凤山挨了军分区政委王平的批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说甄凤山做得不对,既成事实,也就算了。阿甲认为这个材料有意思,就写进了修改本。江青看到修改本大怒,说:“这是污辱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就不让阿甲继续修改了。剧本没改成,阿甲还挨了一顿批。江青这才又指派父亲和贺敬之、崔嵬、冯志、李英儒五个人共同修改这个电影剧本。
  父亲说,他当时被借到北京,周巍峙是他们的组长,主要负责生活问题;林默涵领导他们修改剧本。
  父亲还说,“要按我的生活来说,还掌握很多丰富的故事,使剧本再丰满一些不成问题,但很多事件要么不能写,要么装不进去。”
  父亲说,不能改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他说:“我在作协外委会工作时,曾陪同一位德国作家去中南海接受陈毅的接见。在此之前,我就德国作家将要提出的问题向陈毅作过汇报。陈毅问我:‘你就是《平原游击队》的作者呀?写得还可以。但是我提点意见:你这个剧本最后把敌人都消灭了,还把松井打死了,这是把敌人估计得太孬了,敌人并不是那么好消灭的,这是个弱点。’陈毅说得对。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消灭过日军一个中队,只消灭了一个小队。我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我的思想中追求的还是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认为打死松井,消灭日寇,一定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对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提出过意见,但是陈毅提出来了,可见他是有艺术见解的知识分子。陈毅还举例说:‘比如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因为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过战争,他的战争那一部分就写得不够好。’但是即使以前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也不能修改,如果江青问到你这个意见从何而来,我怎么回答呀?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上陈毅的讲话,‘文革’中是被否定的。所以说,有的应该改,也可以改,但是我不能改。”

同事和朋友

  父亲认识的人很多,人缘也不见得不好,但朋友不多。仅联大文工团时与他合作过、交往过的名气很大的文化人就有不少,后来都没有什么联系。
  孙福田叔叔说,父亲在部队时,身为领导干部,从来没有见他声色严厉地批评过谁。父亲的通讯员张凤翔叔叔说起他,总是带着极崇敬亲切的神色,说父亲待他如何视同兄弟。后来,我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见到很多在作家协会与父亲相识或相处过的老同事,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说他是老好人,很正派,能帮助人时尽量帮人。我记得,无论我们家在山西还是在保定,父亲对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那里的唐达成、徐光耀、侯敏泽都很同情,曾让我多向唐达成请教,让在文化局工作的母亲给他们多提供些帮助。
  父亲在作协外委会副主任任上多年,主任萧三是党外人士,党组或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总是把他扩大进去。在以后我和唐达成的交往中,发现他谈到我父亲总是有些敬意。反右前后,作协对唐达成等人的批判次数不少,以父亲的职务,他必得参加。我曾经问唐达成,父亲在中国作协期间,特别是在各种批判会议上“左”不“左”?唐很认真地对我说:“不‘左’。他不怎么发言。”后来在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年的运动,几乎没有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可见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没有多少斗争的积极性,起码没有积极斗争过谁,更没有落井下石的事。父亲的不多说话、不爱表现的性格,成就了他好人的名声。在文艺界的一些场合,当有人介绍说,这是邢野同志的女儿,得到的反应多是:哦,邢野同志?我认识,代问他好!没有进一步的关切,也没有几经灾难、荣辱升沉之后人与人之间避免不了的尴尬、冷漠,抑或仇怨之类的神色。作为父亲的女儿,我得到的也仅仅是这些点到为止的友好和客气。父亲没有让我在人前感到难堪、抱愧,我应该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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