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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生活见闻
发布时间:2010-01-16 来源:42辑 作者:章立凡 浏览: 次 【字体:

   人对从小被赋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的。自从被林巧稚大夫接生到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上来,直到七岁发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出身即命运”的意义。
  1957年我刚满七岁,正在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办的“培新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反右”初起,父亲成为全国斗争的重点,就有人不断地找已经同他分居的母亲谈话,要她表明自己的态度。我那时不懂事,但从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亲,父亲一定是有错,因为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一天,母亲从幼儿园接我去参加一个大会,事先教了几句话,要我上台去说。
  这是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的一场批判会,但父亲没有到场。许多人上台发言,愤怒声讨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轮到我上台,把事先背好的话说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下台时还有人跟我热情握手。后来听母亲说,握手者是吴大琨教授——父亲早年的助手,曾尊父亲为恩师。母亲也发了言,事后她对我说:没有办法,别人是无关痛痒,我们可是有关痛痒。懵懵懂懂地当了一次政治工具,“划清界限”的噩梦,始终困扰着我的人生。但亲情是无法用政治来割断的。父亲没有责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谅了母亲,他自己也有许多对不起母亲的地方。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学(后改为府学胡同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六年的小学生活,我和别的儿童一样快乐,没有感觉到这个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过我加入少先队比别的孩子晚,而且始终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队员,连班干部都没有当过。
  那时的我对文学和绘画很有兴趣,梦想成为一名文学家或画家。但父亲说,“你最好去学自然科学”,母亲的意见也是一样。后来我逐渐明白,他们不主张我学文科,是因为在这个体制中,文科是高风险行业。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成为一名住校的初中学生,开始填各种表格。“家庭出身”一栏,我问父亲该怎么填,他说,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干部”,我们这些民主党派成员,1949年后参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认是革命干部。但我怎么也无法把头上扣着“右派”顶戴的父亲与“革命干部”划等号,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顶帽子;学校里有不少趾高气扬的“高干”、“革干”子女,我也不想与他们划等号。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在“家庭出身”栏里填了“职员”,母亲曾是父亲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和港九地产公司的职员。
  清华附中的老师,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等。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女士,夫君是清华大学著名的一级教授,1957年与钱伟长、黄万里等一同被划成“右派“。王老师对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赏,那时我经常不交作文,因为有些题目我没法写,例如“我的父亲”、“我的家”之类。记得某个学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师仍给了满分。有一次母亲去参加家长会,王老师在谈话中知道了父亲的名字,从此对我比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开始被同学称为“小右派”。我那时喜欢写一些诗词,还与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从课桌中翻出,偷偷交给班主任。
  不久,在王老师主持下全班开了一个批判会,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当场顶撞了她,从此在本校列入“另册”。而那位同窗因为转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无事。我所尊敬的老师,因为丈夫当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学生来表现进步,令我无比困惑,从此开始厌学,以至于留了一级,离开了原来那个班。
  近年校友聚会,老同学史铁生回忆说,立凡那时光画画儿不做功课,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乡”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见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命。王老师晚年读了我写的父亲传略,曾打来电话鼓励,并再度表示歉意。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师以及万邦儒校长等皆已去世,他们都是好老师、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识分子良心没有泯灭。如果不是碰上那个荒唐的年代,是不至于整人的。
  转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北京大专院校学生躁动起来,清华大学有人给蒋南翔校长贴大字报。那时本校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已开始不公开地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办学路线,校领导惟恐隔壁大学之火殃及池鱼,于是宣布“内外有别”,规定大字报必须贴在指定的一间大教室里。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时有一条政策,叫做“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对清华附中的整人之风历来不满,认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于是与几位同班同学一道,在本校的一楼门厅公开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对校领导压制舆论的做法提出异议,不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
  我们这几位初中同学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各种反击的大字报贴满全校,面对强大压力,不得不起而应战。我连续三天几乎没有睡觉,赶写了不少辩驳的文章贴出。由于毛泽东批准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时高年级同学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出击,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校领导。

 图:幼儿园时代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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