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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散的文工队
发布时间:2010-06-07 来源:33辑 作者:史耀增 浏览: 次 【字体:

 

  这是1966年9月我们和阳大队文艺工作队(简称“和阳文工队”)解散时拍的照片。回忆当时的情景,拍这张照片确实有几分悲壮。照片上的人表情都很严肃,但我却至今想不起来就在摄影师按动快门的那一刹那间,为什么我(中排左起第一人)会笑那么一下……
  我的故乡和阳村是合阳县东乡的一个大村子,20世纪60年代就有两千多口人。村子的出名除了大之外,还因为村里有一项传统的民间工艺——编织柳条簸箕,产品样式美观,结实耐用,远近驰名,所以被人称为“簸箕村”。那时候我们村属伏六公社,叫和阳大队。1963年冬天,村上办起了民校,组织男女青年在晚上学文化,教师自然是我们这些被称为“回乡知识青年”的人。民校里不光学文化,还学唱歌。青年人爱热闹,每逢开社员大会时,各生产队之间便相互拉歌子,气氛非常活跃。快过春节时,民校准备向社员们汇报一下学习成绩,负责人杨荷生(中排右起第二人)提议说能不能排上几折戏,让形式多样一些?那时候农村里文化生活比较枯燥,看大戏是最能令人兴奋的事,现在自己也要粉墨登场,青年人自然都一致同意。好在拉的敲的人都有,便排演了《血泪仇》里的“龙王庙”等几折戏。一开始只有13个人参预,因而戏称为“十三人班子”。没料到演出后大获成功,社员好评如潮,我们这些人信心更足,还有许多年龄大的热好家(群众对那些热心爱好民间艺术的人的俗称)也自愿前来参加,队伍一下子扩大了。大伙儿捐钱缝了帐幕,又买了几件乐器,大队里也支持,批准报销点汽灯的煤油、化妆用的清油和纸。班子扩大了,正式起名叫“和阳大队业余剧团”。除了《血泪仇》一场接一场几乎排完全本外,后来还陆续排演了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箭杆河边》以及《三月三》、《三丑会》、《送肥记》等剧目。不光排戏,还有小演唱、快板、对口词等形式,有人就提出“剧团”这个名字不确切,建议改名为“和阳大队文艺工作队”,简称“和阳文工队”。和阳文工队的节目红遍了东半县,经常给公社里召开的各种代表大会演出,还应邀到邻近大队去为社员献艺。每次演出,我们都是用架子车拉着幕布、服装、道具和乐器,担着汽灯,步行前往。到达目的地后,乐队上的人挂幕帐,演员开始化妆,演完后收拾舞台,再步行回村。排戏、演出,一熬就是大半夜,但大家的劲头很足,谁也没有怨言,都是一心想把戏排得更好。文工队给村里争得了荣誉,大队干部也觉得脸上有光彩,同意如果任务紧张白天排练误了工,由大队记工分。“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干的是心情愉快的事,大队还记工分,许多社员都很羡慕我们。
  1966年8月,我们寻来了根据话剧改编的剧本《瘦马记》,就是曾拍成电影《龙马精神》的那部戏。大家一商量,觉得这个本子很适合农村,从我们文工队的演员条件看,拿下这个本子不成问题,大家信心十足,决心要在伏六公社再轰动一次。很快地刻印了剧本,分配了演员,乐队的同志按剧情配好了曲。那天中午,我们又在大队部里进行排练。大队部占用的是“秦家祠堂”,宽敞的献殿和上殿是开社员大会的地方,我们文工队也常常用来排练和演出。乐队的同志对他们那个开幕曲很感兴趣,大家兴致勃勃地正练得入迷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只见大队党支部书记雷中学大步跨进献殿,大声喝道:“停住!在大队里吵吵闹闹干什么哩?把你那剧团停了!”这一下真如晴天霹雳,大家都惊呆了,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排练现场顿时鸦鹊无声。我们不是今天才在大队部排练的呀,即便是今才开始占用大队部的地方,已经排了大半晌了,难道你没听见?谁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雷支书转过身怒冲冲地走了,我们个个像被霜打了的庄稼一样,蔫不拉叽地再也打不起精神,只好各回各家。后晌,团支部书记传来党支部的决定:文工队解散。
  论起来,党支部书记雷中学是一个好人,支书也当得挺不错。他是1955年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后第一批去服役的,因为家里人口多,底子薄,只上了几年小学便跟上父亲务农,农闲了便下窨子做簸箕。后来在部队入了党,复员回家后不久便当了大队支部书记。我当时是团支部副书记,见了面我从来不叫他“雷支书”,而是叫他“中学哥”。但那天他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我怎么也想不通。是在工作中受了上级的批评,还是家务事让他心情烦躁?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你不应该迁怒于我们,最要命的是解散了我们付出心血的文工队!几十年过去了,我和中学哥始终没有再提起这个话题。
  文工队平白无故地被解散,我们这几个骨干的确窝了一肚子火。三四年的时间里,我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辛辛苦苦地不知熬了多少夜,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话,刚有了一点名堂,可凭支书的一句话就解散了!但按照中学哥以往的脾气,他是不会马上转过弯子来的,而且他代表的是党支部,在村里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说话必须算数,我们除了服从还能再说什么!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拍一张离别照片,而且还不能声张,只能悄悄地进行,免得又惹出什么麻烦。我们分头通知了文工队全体成员,还叮咛来时都带上印有“和阳文工队”字样的短袖衫,那是我们的标志服,我们每次演出前的大合唱都要穿上它(冬天当然除外),又派人去五里之外的坊镇联系了照像的谢师,拍摄地点是在拉板胡的秦树华(后排左起第三人)家的院子里。在一起几年,大家都有些难分难舍,照完像又在一起说了半天话才离去。
  谢师临走时问:“照片上写啥字呀?”这倒是个难题,总不能写上“和阳文工队解散纪念”,那样就显得太扎眼了!最后大家决定就只写个“和阳文工队”和拍摄时间,只要我们心里明白就行了。
  几个月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便烧到了农村,中学哥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自然是村里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他。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中,头一条就是“无故解散文工队,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够厉害的,他没游巷,也没挨批斗,但思想压力仍很大,尽管支部改选时党员仍然选他当支部书记,他却坚决不干了,由副支书代理工作。
  从那以后,中学哥就一直当他的普通共产党员,但在群众中的威信仍很高,还少不了充当“顾问”的角色。他和我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改革开放后我儿子订婚,他还是介绍人哩!大约在1966年年底时,我们的文工队又重新恢复活动,而且按“文革”中的风气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直坚持活动十余年。
  如今,我们这些当年的骨干都已是年逾花甲的人了。大家聚在一起时,总喜欢回忆昔日曾有过的轰轰烈烈和令人捧腹的轶闻趣事,但不知为什么,却从来没有人愿意提起这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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