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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故事(下)
发布时间:2010-12-15 来源:65辑 作者:张永芳 浏览: 次 【字体:

 
  回忆“文革”岁月,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太惨烈太充满血腥气了,被故意尘封在心底,不敢去触动它。
  最令我痛心的,是在“文革”的最后一年,我的爱妻梅萍离开了我。

她是我的精神支柱

  在“文革”里,妻与我相濡以沫,是我精神上的支柱。
  记得是1975年的秋天,“文革”已经进入了第九个年头,时局比较安定了。我回上海度假,那天下午正和梅萍并肩坐在沙发上说闲话,不知怎地忽然说起生死的事情。梅萍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永芳,如果说死,我不能死在你的前面。你为人太老实,又是直肚肠,那些人情世故,你一直到现在也不懂,这些年如果不是我在一边经常提醒你,不知你还要吃多少亏!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走在你前面,我真担心你。没有了我,你该怎么办呀?
  是的。在“文革”的艰难岁月里,如果没有妻的精神支撑,恐怕我早已经离开人世了。
  有时我很奇怪,梅萍并没有读很多书,因为与我结婚,她读到高中就辍学了。后来因为孩子多,她又离开职业,回到厨房里,做了几十年的家庭主妇,可是她非常聪慧,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她的见识往往在我这个书呆子之上。

她向造反派大声抗辩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我就陷入极大的精神恐慌之中。
  那时,每天每夜,我都处于极度的精神紧张之中。白天我食不甘味,恍恍惚惚,彷佛行尸走肉;晚上更是彻夜难眠,有时倦极了,刚一入梦,又被噩梦惊醒。日日夜夜的不眠不休,把我折磨得奄奄一息。那一夜,我惊慌失措地从新安江跑到上海来。
  我的精神异常,梅萍很快觉察了。她日夜陪伴我,寸步不离。她本来有点小脾气,可到了这时,她没有半点怨言,只是为我担忧,为我着急,不断地开解我,劝说我。即使我一时听不进去,她也不失耐心,继续用各种方法劝解我,一遍又一遍。
  有时,她长时间地凝望着我,轻声叹着气,目光里流露出无限的怜悯和焦虑。我知道自己给家人带来许多烦恼,可是我已到生死关头,无法挣脱那种肝胆俱碎的恐惧和不安。
  过了几天,我不得不回杭州的单位了,梅萍又带着二儿子跟我一起来到杭州,到处陪我找医生看病。后来我不得不上班了,梅萍又叫二儿子每天早晨送我上班,傍晚再接我下班,以防我路上发生不测。星期天,她还陪我到西湖边上走走,让我放松心情。
  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不到半个月。
  1968年8月22日,我突然被造反派“关进牛棚”,不准回家。到了下班的时候,我的二儿子接不到我,急忙跑回家去告诉妈妈。梅萍立刻带着儿子赶到单位。
  我在“牛棚”里,听见梅萍在外面和造反派大声争辩,说我丈夫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们要他写交代,回家也可以写,为什么不放他回家?但是,造反派横蛮无理,对她恶声叱骂。梅萍也不示弱,说我丈夫什么都没有带,就是坐牢,也应该允许送一点东西的。造反派无言以对,只得同意。梅萍立刻赶回家,又匆匆跑来为我送来了脸盆、肥皂、厕纸、牙膏、牙刷、换洗衣服等等,还塞了十几元零用钱给我。看着妻子惊惶失措的脸,我心如刀剜。
  8月23日,造反派给我戴上的帽子,说我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反动资本家”。当天,造反派在杭州、上海和新安江连续抄了我的三个“家”,并且随即宣布我“隔离审查”。接下来,是不断的批斗,不断的毒打,每一天都在人间地狱里度过。

她顶着酷日来工地看我

  我被押往上海真如去批斗,批斗完毕又把我押到江湾的铁路工地上去接受“监督劳动”,在造反派看管下,从事最苦最累的重体力劳动,等于“变相劳改”。
   9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埋头干活,看守忽然走过来通知我,说有家属来看你。我抬头一看,看见妻子和二儿子向我走过来。我连忙迎上去,妻说,她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前几天才知道我被押到上海的江湾工地来了,就从杭州赶回上海。妻又说,她带来一些换洗衣服,还有一点香烟点心等等,接着又问我,现在问题交代得怎么样?什么时候才能放我回家?听她这样说,我真是心如刀割。当时我的处境非常恶劣,但我不忍心把真相告诉她,只是沉默着点点头。临走时,梅萍又一再叮嘱我说,永芳,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呀!千万不能自寻短见,一定要活下去!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被戴上任何“帽子”,我都会永远等着你,不会和你分离。在那样严酷的环境里,妻的话,给我很大的安慰。
  之后,我有半年多没有见到妻子。
  在那半年里,我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置身于造反派血淋淋的“红色恐怖”里。每天每夜,欺辱毒打是家常便饭,甚至还被造反派“假枪毙”过。有时我实在熬不下去了,也想过用自杀来结束生命,一了百了,可是一想到妻子充满信任的目光和千叮万嘱的企盼,终于下不了最后的狠心。
  到了1969年春节以后,对我的批斗没有以前那么血腥了。那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听说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5月初,一个被称为“龚参谋”的造反派头目,突然来到新安江岭后铁路工地上,要我立刻整理铺盖,跟他到杭州的工程段总部去。我有点意外,心里升起一线希望,以为要放我回家了。可是到了杭州,这个“龚参谋”又把我关进了那边的“牛棚”。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还是“隔离审查”。

图一 1966年冬,作者夫妇和三个儿子摄于新安江水库大坝前。
图二 残酷的岁月,令梅萍心力交瘁。但在作者心中,她永远美丽。
图三 1971年,获得“平反“后的作者与妻子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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