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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发布时间:2012-07-15 来源:83辑 作者:潘乃穆 浏览: 次 【字体:

   我们的父亲潘光旦与母亲赵瑞云都是江苏人,从小我们按家乡的习惯和方音称呼母亲为“姆妈”。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母亲。年少的时候,往往把所受到的母亲的关爱,所见到的母亲的才能、母亲的品格,都当作了自己与生俱来理当享有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于是只见其普通、平凡的一面,而不见其深邃和广涵。好似唤一声“姆妈”就包含了一切。这是一个十分可爱的昵称,无论你怎么发音,前长后短,前短后长,拉长“姆”字,或拉长“妈”字,或是着急发狠的一声短促的“姆妈”,都能即时反映出当时当场的母子亲情,传达出心里想说的话的全盘信息。到了自己的老年,细想往事种种,包括我们所经历过的,和我们未曾经历过而只能听别人说起的,似乎对母亲再有一次新的认识。
 
“五四”时代的知识妇女
 
 母亲1898年2月8日生于江苏省嘉定县(现属上海市)。她的曾祖遭太平天国之乱,夫妇二人带三子一女从原籍江西南丰辗转流离,经过杭州,到达嘉定。途中走失一子;嫁出一女后失去联系;一子去宁波做师爷病故该地。因此落户嘉定时只余一子,其时以卖中药为生,先摆摊,后开小铺。此一子就是母亲的祖父,娶周氏。生一子,即我们的外祖父,娶王氏。外祖父早逝。家庭生活靠外婆王氏做针黹女红维持。她认为赵家虽穷,仍是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让子女都去上学。母亲幼时曾被缠足,但早被解放。外婆去世也较早,靠长兄赵连城(世璧)在外做事补贴家用,母亲和弟弟赵世昌在家相依为命,因此姐弟感情深厚。
母亲进入浒墅关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读书,以第二届第一名毕业,接着在原校任蚕业教育工作六年。这所学校是1912年改办的新式初级职业学校(其前身为女子蚕业学堂,创办于1903年),学制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免收学膳费。学业勤苦,学生实习养蚕,夜间要起来喂桑叶。1918年校长郑辟疆到任,他决心引进先进技术,对传统蚕丝业进行改革,目标明确,行动坚决。费孝通先生曾评论说:“他所主持的浒墅关女蚕校不愧是中国蚕丝业改革的发动机。”母亲和董谟珍、胡咏絮(曾任该校推广部主任)、童益君(曾任镇江女子职业学校蚕桑科主任)、费达生(原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等同学,有的后来又同事。幼时在家中常听到她讲“达生”如何如何。资中筠学长写到她的母亲童益君时说:“与她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中还有一位赵瑞云⋯⋯她比母亲大几岁,在学校中一直像长姐那样照顾母亲,包括为她梳理那一头乱发。母亲提到那一段生活时,总要提到‘瑞云姐’。”董谟珍是母亲的好朋友,可惜过早去世了。在父母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一枚图章,是“珍”刊赠“世戬姐清玩”的“世戬之印”。也许母亲曾用名“世戬”,因为排行“世”字和两个舅舅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家从未听父母谈起过。母亲还留有一把银色的尺,上面刻有“中华民国九年七月江苏省立女蚕校第三届甲部传习科全级敬赠瑞云先生雅玩”。这是她任教期间学生赠予的纪念品。
后来我们的父亲潘光旦留学美国,节约一点生活费供给她入大学读书。她约在1923年前后进大同大学学习,与周撷清(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庄前鼎夫人)同学;后转东南大学生物系肄业,她曾与崔之兰(原北大生物系教授)、张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夫人)等同学。崔先生当面呼我母亲为“九十九”,至于这个绰号的来历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出生以后,母亲一直忙于持家。在我朦胧的意识中,似乎觉得父亲潘光旦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较之作为家庭妇女的母亲更值得佩服。但是实际上母亲在前半生求学任教,曾任蚕校教员六年,学历达到大学。只是婚后才留在家中教育子女。从亲戚间的反映看,当年她属于很新式的女性。所以母亲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妇女和职业妇女,只不过在婚后终止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母亲和父亲的婚事
 
父亲因体育运动致腿伤而患骨结核,不得不锯去右腿,是1916年的事。原先家里为他和当地的金家订过一门亲事,他残疾之后,对方家长提出退约。我的祖母思想很开通,立即表示同意。
我的祖母和外婆原为表姐妹,宝山距离嘉定也不远,常有来往。我的舅母刘文英回忆:
 
世昌(舅舅)讲过,他的母亲和昂哥的母亲姐妹称呼的,很亲密,经常来往。昂哥在北京时放寒暑假常去赵家玩。世昌的母亲(外婆)心地善良,热心忠厚,很喜欢昂哥,那时昂哥腿上有湿气,她用中药烧成水给他擦洗,每天洗一次。她生四个孩子,死亡过一个,姐姐(母亲)是第三个孩子,所以昂哥叫她三姐。后来昂哥和姐姐发生感情,更加多到赵家去了。
 
梅贻宝先生回忆:
 
 清华当时只有男生,故而同学中有了女性交往的,大家特别敏感。男女通信都采用英文混含的称呼,Dear Cousin,让局外人知不清他俩是怎样关系,毕业前一年暑假后大家回校,发现光旦有了Dear Cousin了。她的确是光旦的表姐,姓赵,我们都随着光旦称她为赵三姐。此后我们寝室里更添了一份题材。不时的有人来问“三姐有信否?”有的还要求检查内容。光旦留出不甚相干的几页,专为打点这些顽童们。玩闹是玩闹,大家心目中对于这位爱才的奇女子多有敬慕之心。我由清华毕业后,在全国青年协会充任学生部游行干事一年,1922到1923年。那协会设在上海。有一个星期日我找到了赵三姐。她那时已由蚕桑专科学校转入大同大学。由她作导游,我们到龙华玩了一天。三姐是一位中国典型的纯洁忠厚女子,样样为人设想。我窃喜光旦有福,得有这样一位贤内助。原想多去看三姐几次,但是忙于游行任务,未获如愿。我在上海登船赴美留学时,三姐赶到船边送行,还送给我一件手织的毛背心。船上的同学们多半莫明究竟,把我好盘问了一番。那件背心,我很珍视,穿了三十多年。不慎丢了,好几天心中不怿。(梅贻宝《清华与我》)
 
因此我们的父母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但是因为父亲一直在外求学的缘故,到1926年父亲留美归国他们才结婚,属于晚婚了。舅母回忆说:“我看见过他们的结婚照片,是半身照。姐姐穿的粉红色夹衣,昂哥穿的西服。”他们结婚时,刻有一对精巧的玛瑙石图章⋯⋯分别刻上两人的名字(“文革”时被抄)。我们在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个旧银挂表壳中找到母亲年青时的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冤家是你,缘家是你,怨重恩深,伊有胡底。”这大概是他当年随身携带的照片和爱情诗吧。
我们的父母感情极好,平日几乎不见他们有言语上的冲突。父亲有诗句说“一事平生差自慰,家人卦占最谐和”。父亲有较长时间出门在外时,会即景生情,写诗“怀内”。因为母亲不善讲普通话,所以他们在家交谈一向用吴语。我们在家也只说普通话,父亲两种话都说,互相都听得懂。父母亲在家中经常谈些亲戚朋友之间的人和事,有所评论,也不避讳孩子们。父亲称呼母亲为“三姐”,亲戚中的小辈称呼她为“三娘娘”、“三爹爹”或“三伯伯”(均相当于三姑母)。母亲称父亲为“昂弟”,因为她比他大一岁。我叔叔和小舅舅称呼我父亲为“昂哥”。这都是家乡的习惯。多年来,正像我们对父亲的残足从小就习惯成自然一样,对父母的婚姻也从没有特别的想过。现在忽然有人问到我,你父母是如何结婚的?或者说你母亲怎样决定和一个一条腿的人结婚?这的确值得深思,梅贻宝先生的话多少回答了这个问题。

温和宽厚,乐于助人
 
 母亲性情温和,对我们慈祥不用说,对亲戚、朋友和客人都是真诚相待,和蔼可亲。她和父亲不一样的是,不会到公众场合去说话;和父亲一样的是,无论贫富、老幼、有文化没文化、城里人乡下人,本省人外地人都可以接近,平等待人。母亲喜欢购物,出手大方,因为家庭人口多,需要量大,这本属正常,但自从抗日战争以后我家经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她受到很大限制。即便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来了客人她必定请人留饭。遇到困难者,她则随手把家中仅有的东西送给别人。我父母均好客。请客的时候,母亲都要准备江南口味饭菜,每每得到客人好评。
唐绍明回忆抗战时期在昆明乡间的生活时,说道:
 
潘光旦太太对人和蔼,样样为人设想,常从大河埂来梨园村串门,每次都带来一些江南小吃……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均清华大学教职员)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到她家做客。那是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一座独院,有一座二层木楼,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对大人们做面筋很是好奇。潘太太还事先给门前田主一点钱,包摘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去摘,拿回来做菜。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抗战时期疏散生活纪实》,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0辑,2005年)
 
杨绛先生回忆1949年她到清华任教,住新林院邻居的情形:
 
潘光旦夫人赵瑞云,张奚若夫人杨景任,都只比杨绛年长十三岁,却母亲般的关心她,使她感到温暖,相处如家人,能说心里话。入冬腌菜,两人都说已替她腌上二十斤,一冬天有四十斤,吃不尽了。(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1950年代上半叶,母亲在清华和中央民族学院都担任过家属委员会的工作,大约处理过一些排难解纷的事,尤其是劝解家庭不和,因为别人信得过她。她还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是民盟盟员。
母亲在亲戚中以贤惠著称,这是我很晚才知道的事。我家从上海移居北京,离开家乡亲戚群的时候,我才三岁。乃还记得在上海每次到“九公公”(我父亲的九舅沈恩孚)家去,我母亲都会剥芒果给老先生吃,老先生吃得粘胡子,使她(四岁左右)旁观得嘴馋。


图1 母亲赵瑞云青年时代(潘乃穆保存)
图2 中年时的母亲
图3 1934年12月,赵瑞云与弟媳刘文英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阳台。(赵令诏保存)

图4 1940年夏,赵瑞云(右)、潘光旦全家在昆明西郊大河埂。(潘乃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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