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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名门的母亲
发布时间:2018-01-18 来源: 作者:穆公 浏览: 次 【字体:

 

避难东瀛的日子

    1911年5月,华夏大地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清政府濒临垮台。就在此时,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就是我的母亲刘厚端(字初容)。 

    母亲的出生,给这个书香门第带来了许多欢乐。母亲的祖父是著名小说家《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母亲的外公是国学大师罗振玉(雪堂)。刘、罗二人在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上有着开先河的功绩,在其他方面也作出过卓越贡献。母亲的生父是刘鹗第四子刘大绅(季英),一位赴日留学生;生母是罗振玉的长女罗孝则(孟实),端庄淑贤的大家闺秀。母亲作为家学渊源深远家庭的长女,自小就受到家人和亲朋的宠爱,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是年,由于国内时局动荡,罗振玉接受了日本朋友的建议,于10月初携带家眷赴日本避难。据《罗振玉年谱》第43页记载:“时乡人(即罗振玉)与王(即王国维)、刘(乡人长婿刘季缨)三家上下约二十人”东渡。在天津上船时“船舱已满,权栖货舱中,途中风浪恶,七日乃达神户”。母亲此时出生仅5个月左右,就经历了远赴异国他乡的长途跋涉,不知是否预示着她一生的坎坷?

   

母亲年轻时 


私塾读了八年

    母亲从来没有进过洋学堂,她在填写履历时总是带着调侃的口吻说:“我的学历是八年私塾。”
    其实,那时洋学堂已有所开办,倡导者就是有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称号的罗振玉,他首创了中文的《教育世界》刊物,创办了苏州师范学堂……然而,雪堂公对自己孙辈上洋学堂却有着不可理解的抵触想法。他的长孙罗继祖也没有上过洋学堂,一直带在身边培养教育。继祖的父亲罗福成对儿子上洋学堂也持否定态度。母亲作为罗振玉的第一个孙辈——长外孙女,不让她进洋学堂自是必然,而且很可能这就是罗振玉的“旨意”吧。
    据笔者所知,母亲青少年时期与外公家交往甚密。我手头有多幅照片,可以证明。如母亲与罗振玉长孙女罗瑜(完白)的合影,与罗振玉夫人丁氏及女眷们的合影,与罗振玉的三女罗孝纯、五媳商静宜、侄女罗守巽一起游旅顺口的合影等。从照片上看母亲容貌姣好,衣着得体,生活是相当富裕的。
    母亲的学历是“私塾八年”。按一般推测,六岁入塾,学八年即十四岁,正是母亲的儿童少年时期。母亲的私塾老师是谁?已无从考究,但她的儿时闺蜜堂姨母罗守巽晚年回忆时曾说,自己的老师是宣雨苍,也许母亲与堂姨母是同窗学友吧。八年私塾相当于现在什么文化程度?按年头算应是初二、初三,但从实际看,其数理化肯定达不到初中水平,而文史哲知识肯定高于现在的高中水准,甚至更高。据舅舅们说母亲会作诗,但已无觅处。令母亲终生遗憾的是家里六兄妹,除自己以外都是大学本科学历,三哥和四弟还是研究生,唯母亲是私塾生,不知这应怪谁?
    母亲十六岁生日时,拍了一张划船的照片。厚滋舅为此题诗二首,正是她少年时快乐悠闲生活的写照:

谁说神仙事渺茫,人间何必感沧桑;乘槎从此寻天女,洗盏银河泛寿觞。
淡然空水绿空蒙,小艇兰桨系缆红;疑共神仙飞去也,翻身却在画图中。

 

后排自左至右商静宜、罗孝纯、母亲、罗守巽、罗瑜,前排罗振玉夫人丁氏与她的孙子。

相夫教子为人妻

    母亲是在1933年结婚的,时年二十二岁。婚礼在天津举行,场面宏大热闹,不逊于现代婚礼。笔者手头的一张结婚照就足以说明。
    父亲朱慰泰(字右民,又字守一)是江苏泰兴人,1912年生,家道还算殷实,朱家是泰兴四大姓之一,在城里开有钱庄,乡下还有土地。但父亲早年丧父,十余岁就只身北上,投靠天津舅父蔡仲琦,白天在金城银行当练习生,晚上在青年会学会计、英语。

 父母婚礼


    母亲曾和我们说过老朱家提亲的事:她说男方第一次托人来说媒,被外婆罗孝则一口拒绝,理由是门户不当,嫌父亲家不是书香门第。后来知道是蔡仲琦的外甥,就松口了。蔡仲琦当时是华新纱厂的股东,家住天津山西路耀华里,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家。但外公有个条件:不许相亲(即男女双方婚前不能见面)!还说:我家闺女样样都好,就是一个缺点,是大近视眼。只要你们同意,八字合上就算定了。其实,蔡舅爷爷早就打听到刘家大小姐纵不是天仙,也绝非残疾,一口应允。这就是我父母的包办婚姻经历。
    母亲和父亲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生下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大姐朱骏四岁时因病夭折,其余六人均长大成人。大哥椿龄,因属牛,小名叫大牛。其余三兄弟依次沿用,各为二牛、三牛、四牛。抗战胜利那年生下个女儿,初时叫美龄,意与宋美龄同名,新中国建立后改名梅龄。此女是大名鼎鼎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接生的,林为母亲作了结扎手术。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两年后又生下最小的九龄妹,那是1947年初夏。

劳其筋骨甘当工人

  新中国建立前,父亲在北京太平保险公司供职,从小职员做起,一直当到襄理兼总稽核,收入较丰,足以养家糊口。母亲是全职太太,一边相夫教子,一边掌管家务。那时家里有一位保姆,姓赵,我们叫她赵妈。另一位男仆是人力车夫(后改蹬三轮车),也姓赵,我们就叫他拉车赵叔。但1949年后,保险公司倒闭,父亲失业,外公家经商失败,损失惨重。为谋求生路,父亲跟随外公一家南下,欲在苏州、杭州、上海等地谋职。几经波折,工作虽有了,但收入当然大不如前,甚至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为养活这一大家子,母亲只有靠变卖财物补贴家用。记得我上初一时,她托亲戚黄三舅到岳王路市场去卖东西,起初变卖首饰,后来卖物品,父亲的皮袍子、夜光表都卖了,再后来就变卖生活用品,连家里摆设的一对景泰蓝花瓶也卖了。记得我还到东坡路古旧书店去卖过一本“孔庙碑帖”。十多年下来家里穷得一塌糊涂,几近家徒四壁了。

    父母立照

    母亲从小养尊处优,四体不勤,结婚后还是千手不动的大姑奶奶。我家南下后赵妈和赵叔都没有跟来,其实我们已雇不起佣人,一切家务都是母亲做。不会做就学,从洗衣吊水到买菜做饭,从收拾打扫到缝补衣衫,最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是,母亲天天为全家倒马桶,那硕大的马桶先要从楼上拎到楼下,再穿过几道天井,拎到大门口,待农民兄弟粪车来倾倒后,还要当街把马桶刷干净。这对普通家庭妇女来说不算事,但对从小缺乏锻炼的母亲来说可谓是脱胎换骨的改造了。倒马桶这活儿母亲不愿让我们兄弟干,她觉得这是女人家做的事。
    母亲受了我们的拖累,无法去工作,她就想法找活儿在家里干,挣点钱以补家用。

 母亲和学生陈波


    母亲年轻时学过绘画,会绣花,会缝纫。我手头有一本母亲的描花本,本子有四开大,几百页厚,边上还编有英文字母。我记得抗战胜利后,她曾和朋友们合开过天襄女子工艺社,搞一些工艺品向国外销售,赚了点钱买了几台美国圣加缝纫机分给大家。那缝纫机是长梭的,比较老式,我家那台一直用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被淘汰。起初,母亲为别人缝补衣裤,做小孩的衣服。后来就自编讲义,教起了裁剪(母亲的裁剪讲义是我帮助刻版油印的)。她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女孩。记得有富阳的阿英,有象山的陈波,这些徒弟后来都在家乡成了万元户。母亲教裁剪是未经登记的,是私下的,但为生活所迫也只有明知故犯了。一天,家里来了一群人,自报家门说是工商局的,一顿责骂后就动手抬缝纫机。母亲心虚,自知理亏,无从反抗,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买的新缝纫机被没收,从此教学生裁剪的事再也不敢干了。
    母亲凭着“八年私塾”文化底子,常常帮助居委会、居民小组做点事,居委会对她印象很好,知道她家庭困难,就介绍她去大众帽厂工作,当了一位名符其实的缝纫工,那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但好景不长,父亲病倒了,她只好重归家庭。父亲离世后,她才到居民区办的缝纫小组去工作,每月只有十几元工资。开始时做些简单的衣裤,后来专门锁扣眼兼记账开票。她十分喜爱这份工作,称缝纫组是“老来乐”“穷开心”。她很珍惜这份工作,直到母亲心脏病发作住进铁路医院抢救时,她还叮嘱我们兄弟,不要把她的工作辞掉。其实那时我家的经济情况已好转许多,六个孩子都有了工作,都成了家,不用母亲再去如此辛苦了。母亲在缝纫小组,一干就是二十年,她常常自豪地说:“我现在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

母爱与孝心

    母亲把我们六个孩子拉扯大,我们个个都争气。其中两个大学本科,两个师范毕业,一个高中,一个初中;从职称看,四个副高,一个中级,可谓“英出”了。母亲曾告诉我,她教育孩子就是四个字——“恩威并济”。确实如此,记得小时候在北京西京畿道2号住时,一天爸妈出门了,我们哥儿四个玩骑马打仗,武器就是老爸的红木手杖,结果把手杖柄把儿打掉了。爸妈回来后,罚我们跪,一溜儿地跪了四个,大约有半个小时,还是赵妈说情才饶了我们。罚跪好像是母亲最严厉的惩罚了。她没打过我们,我们有孩子了,她叮嘱我们“打小孩不能打头,只能打屁股”。还说“吃饭时别骂孩子”,“孩子哭时,别喝令不许哭”,等等。如今琢磨这些话均不无道理。我上初二以后,已成为家里的重要劳动力,挑水、背米等重活儿都是我干(因大哥在外地工作,后来又住校就读)。一天我和母亲去买米,看到有个老头儿卖胡琴(二胡),我不知怎么大了大胆子,向老妈提出买胡琴的要求。出乎我的意料,母亲竟答应了,花了三千元(旧币)。从此二胡成了我的好朋友,如今我已年近八旬,还会拉几下胡琴来娱乐晚年生活呢。母亲对几个孩子一视同仁,没有偏心谁。要说有偏心,小时候偏心老大,那是因为孩子少,“物”以稀为贵。我们长大后,母亲对老四柏龄、老小九龄多了些关爱,因为一个最早下乡支农,一个去宁夏插队落户,吃得苦头最多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们兄弟长身体,或初入职场的时期,也是国家和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常会感到胃里“刮”,总是饿,母亲就会给我开小灶,吃“养油蛋”。她把鸡蛋打进水里煮,蛋熟了放一小勺猪油、一点酱油,吃下养油蛋,胃里就舒服多了。我们哥儿四个都分别享受过母亲的小灶,“养油蛋”的滋味让我们终生难忘。

母亲与缝纫组同事合影 


    母亲既爱子女,也尊敬长辈。外公在世时,和我们住斜对门,几个舅舅都不在杭州,母亲每天都要向老人家请安,嘘寒问暖,有一点好吃的,首先想到的是外公。五舅厚祜有一首诗记录了母亲的这片孝心:

早晚趋庭问著书,中郎有女对门居;
盘飨每憾无兼味,瓶汲携来双鲤鱼。


(原诗注:大人与伯姐共住杭之清波巷,对门而居,早晚趋庭,每以食淡为忧,一夕,携双鲤鱼来为大人佐膳。此五十年代事也。)

    我家南迁时,奶奶留在天津叔叔家,爸妈十分挂念老人,但又无力奉养。母亲常和我们说,这是她的一块心病。还说等条件好些时,一定要接奶奶到杭州来住住。

久病面前有贤妻

    母亲的愿望被残酷的现实打破,1962年春节后突然接到父亲单位从上海发来的急电,说父亲因脑膜炎住进了医院。母亲交代我们几句,就只身去了上海。从此父亲的病反复发作,最后查出是患了恶性脑瘤,只有开刀一条路。1963年父亲在上海华山医院做了开颅手术,那些年,母亲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父亲原租住在一个过街的阁楼上,上下楼要爬梯子,从地板上开的方洞进出。母亲那时身体已经发福,爬梯子十分不便;后来又租借了农民的平房,地面是泥地,屋内阴暗潮湿。在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不仅是全职太太,更是全职护工,要管吃喝拉撒,还要陪诊就医,煎药喂药,身体劳累还不算,精神负担尤其沉重。那时虽然我们三兄弟已经工作,但还有老四和老小两个在农村,梅龄还在上大学,月月前吃后空,还不完的债务。术后父亲在单位劝说下提早退职,回到杭州休养。一年后,父亲身体渐渐好转,生活基本能自理了。母亲催促父亲给奶奶写信报告平安,然而,脑子开过刀的人总不如常,行动也迟钝,信纸上写了许多“母亲大人”,再也写不下去了。母亲终于下了决心,让父亲到北方去了一趟,了却父亲和自己十余年的心愿。但因经济原因,出不起路费,母亲无法陪伴。只好一路上安排亲友逐段接站送行。父亲经过上海、南京,终于到达天津见到奶奶、舅爷爷和叔叔一家,了却了十余年的夙愿。
    1968年11月父亲因脑癌复发,离我们而去,母亲悲痛欲绝,写下这样的挽联:

卅余年结发恩情 奈泪尽牛衣 方盼到儿孙贤孝 满期共乐桑榆 朝露溘然君竟去
整五载沉疴痛楚 忆缠绵病榻 最难忘开眼吞声 纵有他生缘会 悼亡先赋我何堪

    此联不仅表达了母亲对父亲的深厚情感,更展示了母亲深厚的古文功底。

1950年春,老朱家全家福,摄于天津。

 

可怕的“文革”

    母亲的性格爽朗,办事果断,遇事时不失冷静,总能从容应对,娘家人都尊称她“大姑奶奶”。个中有尊敬,也有钦佩,当然有时也会是调侃,母亲总是一笑置之。
    最让母亲难熬的日子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了。1966年红卫兵大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杭州著名的灵隐寺都险些被砸,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家了。当时母亲在上海,闻风连夜赶回杭州来清理旧物。家里的古书、字画、旧照片不少,还有一些解放前的股票凭证,等等。母亲和我一同处理“四旧”,卖的卖,烧的烧,撕的撕,毁的毁……当时,线装的四书五经当废纸卖二分钱一斤,收废品的人还不要书套,仅书套就剩了一大麻袋。家藏的《老残游记》二稿照片也当“四旧”撕了。最让老妈棘手的是祖上留下来的一些手抄本书籍,如刘鹗传下来的《周氏遗书》等。这些东西都是文物,毁坏就再不能传世了。老妈让我去文化局打听,让四弟到图书馆咨询,最后决定赠送给浙江图书馆,现在《周氏遗书》已编入浙江省善本书目,成为国内孤本。
    母亲心里记挂着病中的父亲,第三天就赶回上海。后来得知,我单位的红卫兵那晚曾派员来我家“侦察”,只要楼上有什么动静,大队人马立即出动抄家。好险!那不堪回首的“文革”,让我永生难忘。
    清理阶级队伍时,外调人员找上门要向我父亲了解情况。当时父亲旧病复发,脑子时清时混,两手不停地“抓空”。母亲对外调人员说:“他糊涂了,你们有问题就问我好了。”外调人员哼了一声道:“你们刘家没有一个好东西!”表示对母亲不信任。母亲说:“那就请便吧!”外调人员问了个把小时,没问出一点东西来,只好悻悻地走了。在“文革”中,旧知识分子都成了坏人。母亲的好心被人当成驴肝肺,她会反感是自然的。
    “文革”不仅搞得社会动荡不安,更祸害到每个家庭。大哥是南京的造反派头头,曾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两度关进监狱。从娃娃桥转到老虎桥,前后达两年之久。南京的军管人员还到杭州来抄家,说是查找枪支。毛兄弟(柏龄)也被莫名其妙地关进拘留所三个月,据说是有攻击“中央领导(‘四人帮’)”的言论,后来“四人帮”被揪,此事也不了了之。父亲最后一次发病,是因我和三弟参加造反派游行。邻居传言说游行发生武斗,打死了人,老爸听说心里一急就犯病了,一下子晕了过去,从此一蹶不振。

 “文革”中的合影。前排老爸和老妈,后排右一笔者妻子立宁、右二笔者、右三笔者儿子朱宏、左一小妹九龄。

穷也要开心

    母亲是个乐观的人,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她能保持良好心态,不怨天尤人,有时还会和我们开个玩笑,制造快乐。记得母亲在一次吃粽子时,误把咸盐当白糖,她没有隐瞒这次“事故”,反当笑话讲给我们听,逗得大家笑了半天。家里买不起零食,母亲就买些葵瓜子、番薯、螺蛳给我们吃,美其名为“穷人美”。母亲从不忌口,她爱吃肥肉,特别是自家做的四喜肉。母亲会抽烟,虽然烟瘾不大,但也不肯戒。到了晚年还照样吃肉照样抽烟,她说:“活着就好好享受,什么也不敢吃,做人有什么意思?”还说:“就算得心脏病,死起来快点儿,不会拖累你们子女。”
母亲的厨艺是不错的,平时做家常菜还显不出来。有一年,我单位同事轮流坐庄,请客吃饭。母亲为我出主意并亲自下厨烹饪,这顿饭吃得同事们夸了好几年。菜单是:狮子头、四喜肉、八宝菜、葱焖鱼,最后一道是“百鸟朝凤”汤。这几乎就是我家传统年夜饭的菜谱了。母亲做菜的手艺是向我外婆和我奶奶学来的,应属淮扬菜系。红烧狮子头又名“粘肉”,讲究的是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四喜肉也叫“扒肉”,口味与做法和“东坡肉”相仿。“百鸟朝凤”就是鸡汤里下饺子,现代人都知道,但那时却鲜有人知。母亲还会做“霉黄豆”,把煮熟的黄豆放在蒲包里,再置于温暖的火炉旁边,十天左右,黄豆长毛了,发出特殊的香气就可吃了。吃时要放上佐料和麻油。但母亲没有把做臭豆子的诀窍传下来,真是可惜。母亲还会做苏北点心,如包饼和(xiRn)子粥,这是父亲的最爱,但父亲过世后再没有做过。

 

母亲的信仰

    我上初一时,学校发下一张表格要填写,其中有“宗教”一栏,我问母亲,这怎么填?母亲略想了一下说,你填“儒教”吧。我不懂儒教是什么,连儒字都不会写,母亲代我填了。从此“儒教”在我脑海里留下不灭的印象。
    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真的是信奉“儒教”的。她所说的“儒教”,就是“儒教”的最后一个分支——太谷学派。母亲的祖父刘鹗、父亲刘大绅都是太谷学派的拜门弟子,一生信奉儒学,一生研学儒学,太谷学派已成为老刘家的家学,刘家的兄弟姐妹都是太谷学派的弟子,就连我们小时候,父母也教我们吟诵学派师长的诗作,如《登虎丘怀古》等。
    母亲有空时常常吟诵学派诗文,还告诉我们危难时可背诵学派格言:“知天命知在躬……知太和之气知在性……”还说这是获得学派真传的钥匙。母亲笃信太谷学派,关照我们子女说父亲和她火化时,一定要在手心或衣袋里放一小纸条,上书“归群弟子”字样,这样在天上就可以找到师门了。
    母亲为敦促自己和家人修学,把学派训言绣成匾额悬于客厅上。训言是:“敬先进如伯叔,视同学如足手,有难同拯,有疑共释,有食分饱,互助不遗余力,有误同纠,闻过顿起戒心,从此同德同心如同一家。”这是门人弟子应遵守的道德规范。训言字体是隶书,母亲用黑色丝线一针针绣成,针法细密,宛如墨书。
    我想,母亲的这一信仰就是她人生力量的源泉,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她都会按师长的教导修身养性,待人接物。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也是坦荡的,是值得尊敬的,是必须感恩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托她老的福,子孙们都安好,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愿父母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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