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于工作之暇，断断续续读了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
　　蒙塔尤是法国南部一个只有两百多居民的小村庄。1317年，一位叫雅克·富尼埃的人来到此地担任教区的主教。期间，富尼埃操纵当地的宗教裁判所，不遗余力地镇压异端教派，并主导建立了1318年至1325年间宗教裁判所对蒙塔尤村异端信众审讯的完整记录。这份厚厚的用拉丁文记录的原始审讯手稿，得以流传下来，并于1965年正式出版。又过了将近二十年，1982年的时候，勒华拉杜里通过对这份审判记录的深入研究，完成了这部足以传世的社会历史学的典范之作《蒙塔尤》，生动再现了五百多年前一个法国南部村庄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
　　一段特定的历史，就这样因一些人的“被迫陈述”，而意外地保存了下来，又不期然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
　　一般说来，绝大多数后来作为史料被收集、被研究的东西，都是不自觉地存留下来的，就像勒华拉杜里所依据的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一样，当年的陈述者与笔录者大概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为后人提供史料，而唯其如此，这些记录才更质朴、更真实。
　　同样的情况，在《老照片》里也每每有之。像本辑所刊时代转换之际杨庆先生对广东南景村的社会调查，像从劳改农场流失到文物市场的杜高先生的档案，还有史耀增先生提供的那张“老五队的姑娘们”的合影……都为后人研究特定时代的村落形态、个人命运以及穿着时尚，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葛迪斯在评价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时说：“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语见本辑孙庆忠《杨庆与南景村的尘封逸事》）《老照片》所载虽然与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不便相提并论，也称不上什么“里程碑”，但在其价值只有“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一点上，或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