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曾与海量的二战中缅印战区影像密切接触，发现其中不少照片都是“美军通信兵一六四照相连”的军士们所拍摄，他们出生入死地从事战地影像采集着实让人感佩。后来我在网站http：//www.cbi-history.com/part_vi_164th_sig_co.html上读到一篇原标题为Click Wallahs of CBI 的文章，此文曾刊载于1952年7月出版的《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CBI Roundup）上，全面、生动、详细地记录了这支特殊部队在战时的作为。今将此文译成中文，借《老照片》一角与读者分享。标题为译者所加。

每当一幅中缅印战区（CBI）照片刊登在《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上或其他地方时，读者很可能盯一眼图片而完全意识不到摄影者为拍下这张照片所经历的危险和艰难。几乎所有标明“通信兵照片（Signal Corps Photo）”或“美军照片（U. S. Army Photo）”的图像都是中缅印战区美军通信兵第一六四照相连的相机快门的“咔嚓”声所贡献的。当然，其他军种亦同样作出过贡献，本文也会特意刊登他们拍摄的照片。一六四连试图讲述所有中缅印战区的故事，无论是战场上的还是平时生活中的。而一六四连的传奇本身就是那个战区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译者配图：1944年11月19日，缅甸八莫南郊，来自华盛顿州的美军通信兵一六四照相连摄影师唐纳德·普林格尔（Don B. Pringle）一等兵在拍摄影片时，被一群中国驻印军新三十八师的步兵们好奇地围观。

译者配图：1944年9月17日，在中国云南的松山前线，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六四照相连摄影师威廉姆·蓝道夫（William Randolph）在临时工作室里印晒照片，有两名中国人在协助他作业。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这个连队的第一批前线人员是于1943年12月到达中缅印战区的，从那时起，众多的小分队活跃于战区的每一个兵站，无论是加尔各答还是重庆。从早期的列多公路到后来的史迪威公路开通至昆明，他们伴随着其他部队一起前进，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踏过了一条非凡的摄影采访之“路”。在一些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甚至不能按下一次快门。而可怜的日本人，是一群羞于面对照相机镜头的族类，因此很难拍到他们什么影像；他们同样羞于面对美国佬的枪弹，总是躲在他们的地堡里，摄影兵们仅能拍摄到几具不幸的日军死尸而已。 

纽约的维克多·索劳（Victor D. Solow）技术军士是战地摄影的活跃分子，他是一六四摄影连动态影像部的高手之一。实际上，他是仅有的几位伴随中国军队从滇西怒江一路进攻到滇缅公路与缅甸的盟军会合的美国人，他的许多故事恰恰是要靠那些他没有能够拍到的照片来讲述的。他曾经为错失良机而后悔莫及，显然是因为他没有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方出现。举一例就足以说明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年他跟随拍摄松山对日作战行动，我们都知道松山最后是靠炸药解决了战斗，索劳每天汗流浃背地在附近一个山头上等待机会，想要拍摄到第十四航空大队P-40轰炸机对龟缩在松山阵地中的日军轰炸扫射的全景纪录片。这个空袭行动本应该在几分钟内完成，然而每天的局势变幻莫测总是拖延了轰炸行动，直到第四天他决定放弃，这通常是命运的选择，轰炸机群却在第五天倾巢而出，俯冲向松山的日军阵地……在另外一次战地拍摄任务中，索劳巧妙地摆脱了两名负责他安全的中国士兵的严密看护，那次是在重庆电台播出龙陵已被我攻克的消息之际。当时街道中实际上还不停地响着枪声，索劳却奋不顾身地一头冲了进去，试图抓拍到一些这场战役的照片。晚间，索劳独自一人露宿街头，第二天一早，传来了日军仍然在龙陵某些街区出没的紧张消息，他赶紧将摄影器材装上他的马背试图赶快跑回美军营地——他逃得正是时候，刚一离开，身后就是一片密集的机关枪扫射。他为这次徒劳而归找了一个借口：“当时盟军正在发动诺曼底登陆，我弄出一些新闻来万一抢了欧洲战场的风头，就不太好了。”

译者配图：1944年7月14日，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六四照相连的摄影师诺里斯·艾温（Norris Ewing）技术军士在中国某地拍摄时，为了躲避围观人群对镜头的遮挡，只好将自己的吉普车顶当作临时拍摄平台。艾温当时是被派驻在中缅印战区陆军航空总部工作的通信兵照相连摄影师。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译者配图：由丹·诺瓦克拍摄的战友一六四照相连摄影师唐纳德·普林格尔（左）和摄影师汤米·阿莫（Tommy Amer，右）。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索劳和来自洛杉矶的乔治·寇克瑞科（George  L. Kocourek）技术军士在一起合作时，曾经被分派到腾冲的中国人处住宿。天气一直都非常糟糕，以至于很长时间都得不到空投食物，他们俩仅有的口粮是五天的米饭配给，后来索劳说从美军的“K”级干粮转吃中国伙食，在那时候的确是一件令人胃口大开的愉快事情。

明尼苏达州的丹·诺瓦克（Dan Novak）技术军士，因在艰苦条件下出色完成任务而被授予铜星奖章，从密支那到腊戍，他一路都跟随中国驻印军同行，详细记录了战役全过程。他是和第一支乘滑翔机到达密支那抢占机场的美军部队航空工兵营降落在那儿的。诺瓦克生动地拍摄了美军滑翔机队冒着跑道一端日军的枪林弹雨在另一端降落并卸下武器装备的情景。其实，诺瓦克最“牛”的影片并非这些让他日后获奖章的片段，在八莫，就在距离日军战壕一百二十五码的战场上，他记录了美军P-47战斗机采用俯冲轰炸的战术对他眼前的日军阵地进行轮番攻击的场景。宾夕法尼亚州的佛兰克·谢瑞尔（Frank W. Shearer）技术军士当时就和诺瓦克一起趴在八莫的前沿阵地上，“冒着敌人的炮火”执行拍摄任务。谢瑞尔本是照片摄影师，后来也成为第二“牛人”，就在诺瓦克拍摄俯冲轰炸的飞机的同时，他决定抢拍炸弹掀起的爆炸巨浪，但是，就在他左右调节身位试图找到最佳角度的时候，一枚口径七十毫米炮弹的弹片盯上了他，所幸，仅仅被划伤而已。他因此而获紫星奖章。他没有丝毫惧怕而停止战地摄影的步伐，相反，他一出院就又端着照相机左瞄右对、搜寻拍摄目标。在八莫，谢瑞尔伴随在战区总司令索尔登中将前后，有一次，日军炮弹落在距离他们吉普车仅三十码之处，那一次没有拍下照片，因为他们认为那地方不安全所以决定不在那里逗留。

译者配图：丹·诺瓦克进行拍摄工作时，被战友拍摄下来。摄于1945年1月16日。这是诺瓦克正在刚刚攻克的缅甸南坎拍摄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的军官们视察一座佛寺废墟的场景。美军通信兵摄影师谢瑞尔拍摄。

 

一六四照相连还有两位荣获紫星奖章的战友，加州的米尔特·廓夫（Milt Koff）技术军士和洛杉矶的汤米·阿莫（Tommy Amer）二等兵；廓夫是跟随在胡康河谷里的“梅里尔的抢夺者”，阿莫是华裔，又曾担任《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记者，深受上司喜欢。

洛杉矶的查尔斯·齐默曼（Charles Zimmerman）技术军士和华盛顿州的唐·普林格尔（Don B. Pringle）二等兵（他后来再次加入通信兵服役，现在正在日本）两人都获得铜星奖章。普林格尔除了干摄影活儿外，还在八莫的战斗中敲掉日军一个机枪阵地，击毙了三名日本兵。齐默曼早期曾干过徒步测绘“驼峰”航线，一路进入中国这样的绝活儿。纽约的路易士·瑞克佐科斯基（Louis Raczkowski）因为拍摄到八莫的炮战照片而荣获一枚铜星奖章；一六四照相连还有人获得一枚空军奖章，他就是威廉姆·萨佛兰（William Safran），在密支那的滑翔机行动中表现出色。

一六四照相连的资深摄影师威廉姆·布朗（William Brown）技术军士也来自洛杉矶，他在丛林中度过了多年，简直快成了一座雕塑固定在那里了。在1944年沙杜祖（Shaduzup）的坦克大战中，正是布朗拍摄到了第一张战地照片，当时他乘坐的坦克遭遇麻烦，在日军炮火中倾翻，全体成员镇定自若，从逃生孔里钻出来，全部毫发无损地返回。

译者配图：来自加州洛杉矶的查尔斯·齐默曼（Charles Zimmerman）技术军士，是中缅印战区美军通信兵第一六四照相连的战地摄影师。1945年2月4日摄于缅甸。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译者配图：获得一枚空军奖章的威廉姆·萨佛兰（William Safran），在密支那上空的一架C-46上拍摄地面的战斗实况。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一六四照相连的另一个精彩故事最初是由堪萨斯州的汤姆·范宁（Tom Fanning）二等兵讲出来的。1944年，《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大肆报道他抓获了三名日军俘虏，范宁因此而声名大振。新闻报道说范宁藏在一棵大树上拍摄公路，他发现自己的摄影包落在树根下，正要下去寻找却发现有三个人在公路上，他以为是中国士兵，便大声喝令他们离开路面，因为三人正好闯入他的镜头。他很快意识到那是三个日本兵，并且是主动来投降的，就这样，范宁用他的照相机俘虏了日本人。这是新闻报道的描述。实际上，范宁那天晚上在他的帆布吊床上昏睡，突然有人拍他肩膀叫醒他，他睡眼惺忪地发现身旁站着三个病饿交加、狼狈不堪的日本兵，原来他们是按照美军心理战部门散发的劝降指引传单主动找上门来投降的，为自己换取一些食物和药品。将三名战俘移交给宪兵部后，范宁又缩着身子继续睡他的大觉去了。

一六四照相连的头儿是亚特兰大的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ed）上尉以及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戴夫·伯曼（Dave Burman）上尉。 通信兵照相连队还负责完成“目标——缅甸”的战时纪录片的拍摄任务。战区官兵人物、军用地形、滑翔机队降落密支那、空投食品等都在这群小伙子们的拍摄对象之列；中国军队在兰姆伽训练中心的训练过程也被他们记录下来；纽约的维克多·凯菲茨（Victor F. Kayfetz）中士和费城的约翰·瓦棱斯（John G. Valence）技术军士还拍下了食品空投员们在机舱内的影片；戴维·奎德（David L. Quaid）中士也参加了这次拍摄行动，还在摄像过程中负伤，他是被一个空投的骡马喂食袋在落地前击中而致腿骨碎裂。

译者配图：1945年3月14日，缅甸八莫。一六四照相连“H”小分队的前方工作室。查尔斯·齐默曼拍摄。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译者配图：1944年4月20日，缅甸某地。一六四照相连摄影师戴维·奎德中士在查看一门1942年撤退时史迪威将军遗留下来的四英寸炮。戴维·奎德这张照片被译者发现后，经史迪威将军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John Easterbrook）上校联络到了奎德的女儿，她喜获这张照片后，带去看望仍然健在却居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身体抱恙的父亲戴维·奎德，老人非常激动，还能回忆起来当时被战友拍摄摆这个pose的情景。在欣慰地看到了这张照片的几个月后，戴维·奎德与世长辞。

 

空军也有一支非常优秀的成建制的摄影部队活跃在中缅印战区。空中摄影师罗伯特·法瑞尔（Robert A. Ferrier）上士服役于缅甸的第三战术航空队，常引以自豪的是能够抓拍到大概是最接近地雷爆炸的超近镜头，他时常乘坐B-25轰炸机沿缅甸铁路线超低空飞行拍摄近镜头。有一次他的飞机贴着一段被炸烂的铁轨飞行，一枚日军地雷突然在他飞机的尾观察孔正下方爆炸，扬起的泥土和弹片击中飞机的油箱和机翼，飞机被冲击得摇摆不定，回到基地，定下神来才发现飞机两翼被撕开，引擎整流罩被粉碎，一条油管破裂，油箱成了筛子，真是九死一生。这一次法瑞尔将全过程都拍摄成影片。他当年初学战地摄像还是在地中海战区。

并非所有空军照相兵都上前方拍照，有些人负责最后的冲印工作。轰炸机轰炸造成的破坏效果照片需要迅速地冲印出来交给指挥官们，照片解读人员必须在将照片提交给空军基地的各类指挥人员前作出报告，基地官兵们还得跳进拍摄舱里小心地将那些照相机拆卸下来，这些设备都是在飞机起飞前往日军占据区域执行任务前安装上去的。拍摄任务是由接受过摄影培训的战斗人员进行的，拍摄成果一旦回到后方，处理中心的人员则开始昼夜不停地进行冲晒。在中国，极度缺乏正规的冲印暗房和设备，常常是在一间土坯农舍里凑合；十四航空大队还曾将几个飞机炸弹槽摆放在工作台上当贮水池用；二十码长的干酪包布和几块木板混合而成做为晾干架；需要天平量度化学药剂时，摄影兵们就到当地的村镇上从中药铺买一副古老原始的杆秤回来用。

在驻华空军照相兵中有“解放者”轰炸机摄影师佛兰克·杜恩（Frank J. Dunn）上尉；有主管其他所有士兵的主助理查尔斯·司杜朴斯（Charles H. Stoopes）军士长；还有最先拍摄那些近期才发布的影片的乔·马丁（Joe Martin）技术军士和诺曼·透纳（Norman S. Turner）技术军士；有上士爱德华·欧贝尔（Edward A. Uebel）负责显影液定影液的调配工作，他曾因在乘坐的飞机坠毁后仍表现英勇而获银星奖章；中士威廉姆·查特欧奇（William E. Chartowich）和瓦尔特·辛普森（Walter A. Simpson）以及赫伯特·瓦尔登二世（Herbert B. Walden）一起进行晒像工作；泰德·布儒纳（Ted Brunner）上尉负责完成最后一道工序。

译者配图：一六四照相连的爱德华·迈克米科（Edward Rmacormick）驾驶第一辆吉普车通过惠通桥。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译者配图：隶属驻华空军第十四航空大队的战地摄影师哈罗德·吉尔上士和佛兰克·图特威勒中士拍摄的桂林机场撤离前自我摧毁营房设施的场景。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桂林沦陷时两位空军照相兵碰巧在那里，他们因此而意外获得了一个“幸运”的“假期”。隶属驻华空军第十四航空大队的战地摄影师哈罗德·吉尔（Harold E. Geer）上士和佛兰克·图特威勒（Frank W.Tutwiler）中士早在该地被敌攻克前几个月就被派往桂林空军基地，专门拍摄“飞虎队”的对日攻击。日军先头部队逼近以及装备极差的中国军队开始撤退的消息传来，随之美军亦展开转移，他们俩预感到这次是不容错过的绝好机会，一定能够拍摄到难得的素材。吉尔和图特威勒将多余的摄影器材装上一架撤退的飞机，人留下来，开始了他们的摄影历险。他们使用16毫米和35毫米的电影摄影机以及C-3型照相机。中国民工在机场掩埋了炸弹，用石灰画上大圈以警告空军的飞机切勿在上面降落，在约定的时间，所有炸弹一齐被引爆，彻底摧毁了机场；营房、理发店、食堂、康乐中心被浇上汽油，美军人员伤心地目睹了火焰吞没这些呕心沥血建设而成的舒适的基地设施。吉尔和图特威勒冷静地拍摄了全过程，记录下所有细节，这是桂林——这个以前被视为自由中国的最新的也是最美的城市，落入日军之手的前一天。难民们攀上一切可以搭乘的交通工具离开，甚至包括牛车和三轮车，铁路运输人满为患，两位照相兵冒着危险拍摄了许多火车站难民潮的照片。待到机场被彻底摧毁后，他们才把器材打包装箱，带上他们对桂林的最后几天的所有详细记录撤离，一个完整的、足以用图片讲述的故事将来会永远被后人牢记。 

译者配图：1944年9月27日，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六四连照相兵戴维·阿尔伯特（David E. Albert）在柳州南站拍摄逃出桂林的难民潮时，为他的Cins Kodak照相机装胶卷，周边挤满了好奇的难民围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可以说，美军拍摄日本本土的第一张空中侦察照片，肯定是由二十四岁的弗吉尼亚人温佛莱德·索德赖特（Winfred A. Sordelett）拍到的，他当时驾驶一架无武装的P-38轻型侦察机从驻华空军基地起飞后，于1943年10月31日从空中拍摄了日本，带着他所有的拍摄成果成功返航回到中国的基地。他因为这次破纪录的往返二千二百英里的航行而荣获飞行优异十字勋章。途中他想办法躲过了日方雷达扫描，丝毫没有引起敌人的炮火；他轻装出行，唯一的维生营养仅靠一片四盎司的巧克力和一罐放在脚下的水，每次想吃喝就得拔掉氧气罩，他毫无武装，照相机和胶片取代了机关枪和炸弹；如果万一飞机燃油耗尽（实际上他是靠副油箱飞回的），他第一件任务便是将飞机和摄影器材全部毁掉，要么坠毁要么迫降后销毁，别无选择，因为胶片盒太重，靠人力是搬不动的。 

一张照片胜过千字，中缅印战区数万张照片的拍摄可不是吹出来的，鲜血、汗水、眼泪是冲洗这些照片的液体，下次当你看见任何一张CBI照片时，请记住这一群“咔嚓”部队的照相兵们！

（晏欢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