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惊叹于古人的睿智与洞见，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像“多行不义必自毙”，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像“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三言两语，斩钉截铁，道出亘古不移的哲理，无论证诸历史，还是证诸现实，竟是屡验而不爽，让人不能不五体投地。
　　发此感慨，是因为本辑所载李凡《我的童年》。
　　作者回忆了自己童年的经历：“文革”期间，举国表“忠”心，“忠”字满天飞。所在公社竟别出心裁，提出要养“忠字猪”、把“忠”字写到猪仔的脑门上。此举理所当然招致清醒者的质疑：“忠于毛主席不能人畜不分！”然而，荒诞之举非但没被制止，质疑者却遭到了无情批判，以至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寻了短见……
　　这让我想到了孟子说过的那句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战国时，“楚王好细腰”，结果，“宫中皆饿殍”。平心而论，“皆饿殍”并非楚王之初衷，也不尽是楚王之过。而把“忠”字写到猪仔的脑门上，更非倡导个人崇拜者所愿，即便在那个年代，此举亦属“大不敬”。不幸的是，当有人出来制止时，却遭遇了那样的结局！
　　其实，“下必甚焉”的悲剧，在本辑《老照片》中绝非仅见，叶维丽、马笑冬在《我们的初中生活》里，述及当年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小小年纪的初中生们也划起了什么“阶级”界线，煞有介事，壁垒分明，把所谓的“阶级斗争”扩大得没边没沿……
　　人们曾经那么轻易地便迷失了正常的思维和起码的理智，连有些事情“不能人畜不分”那样的常识，都会不假思索地抛诸脑后，足见“下必甚焉”的荒唐和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