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30年代初，日本占领东北后，得陇望蜀，加快了蚕食华北，进而吞灭中国的侵略步伐。在此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举国上下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亡热潮，一时间，敦促政府对日全面开战的呼声充溢朝野。然而就在此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主张以坚忍与妥协，推迟战争的爆发，用妥协换来的宝贵时间壮大自己的国力，加紧备战。由于胡适们的这一论调，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蒋介石政府当时对中日战争的考量，理所当然地招致了诸多的“骂名”。好在战争全面爆发后，胡适不仅以自己坚定的爱国立场，更以临危受命的无畏担当，出任驻美大使，为争取广泛的国际援助殚精竭虑，从而赢得了国人的尊敬。
　　胡适后来的作为，事关其一生的毁誉，不可谓不关键，但它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此。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人们或许仍有理由批评胡适们的想法不切实际，是昧于情势的书生之见，但还是无法否认他们的主张仍不失为知识界在国难当头的一种理性思考、一种审时度势的策略应对，至少从那以后人们不再简单地骂他们“卖国”了。
　　可见，胡适勇赴国难的举动，不仅为自己一洗“汉奸”的骂名，更为一种理性的思考正了名。说到底，主张“尽快开战”与主张“推迟开战”，出发点都是“救国”，道德上并不存在什么优劣之分。但是，在那种时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无疑需要更多的勇气与担当。
　　由此想到，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致“理性”的缺席，也是社会赋予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