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在《明室：摄影笔记》中曾经谈到，被拍摄者在照相机前摆姿势“定格”的那一瞬间，具有某种使自身“坏死”的意味。为了说明摄影的这种“坏死之力”，他以当年巴黎公社社员的遭遇来隐喻：“某些公社社员自愿甚或满腔热忱地在街垒前摆出姿势照相，公社失败了，他们被梯也尔的警察认出并击毙，几乎无一幸免。”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论摄影》里也提到了巴黎公社社员的这段遭遇，但她的记述与罗兰•巴特略有不同，她是说统治者“对巴黎公社社员进行杀气腾腾的大围捕时首先使用了照相机”，而且从那以后“照片便成为现代国家监视及控制日益机动的人民时一种有用的工具”。
　　桑塔格引述这件事，意在强调“照片可以提供证据”，并且是统治者主动地用照相机来猎取，但在巴特那里，照片成为证据，似乎是不经意间达成的，至少公社社员们“满腔热忱地在街垒前摆出姿势照相”的那一刻，并没有意识到。
　　巴黎公社的时候，摄影术发明不过才三十年出点头，其“提供证据”的功能即在统治者镇压民众时派上了用场。那也是人类第一次尝到了照相机瞬间定格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当然统治者并不这样看，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意外的“甜头”，而且按图索骥，通过照片来指认、缉拿反抗者的把戏，在梯也尔之后的一百多年来，一直就没断了上演，只是手段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日臻完善，如今在一些国家里，摄像镜头几乎已无所不在。
　　摄影术传到中国的一百多年间，从晚清到北洋，到民国，到日本侵略，到国共内战，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接踵而至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政局变换之不测，社会动荡之剧烈，为数千年来所罕见，而沉浮其间的国人则往往昨是今非，今是昨非，天上地下，不堪其忧。于是，为了使作为“证据”的瞬间定格能够达成或避免某种后果，无数的照片便难逃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种种命运。

　　先说被抄检。在中国，罚没、抄家的事情古来有之，遇到改朝换代的关口，更是频频发生。“文革”虽算不上什么改朝换代，但抄家之风在“文革”期间却如瘟疫一般，短短几个月里就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无数个家庭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蒙被其害。此时的抄家，因完全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几于抢劫无异，从书信、证件、资料到字画、古董、首饰……几乎无所不取。照片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作为“证据”，也在重点抄没之列。
　　这些年编辑《老照片》，出去约稿，不知多少次听人慨叹，家中原先有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抄家时被洗劫一空。民国年间有条件经常照相的人家，要么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要么家庭经济境况比较殷实，而这样的人家，正是那场“革命”所要整肃的。
　　“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品，有些被抄没的照片幸得物归原主，有的则不知所踪；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流落到了旧货市场，被辗转拍卖。还有一些照片当年抄没后，待归还时已无法与物主取得联系，遂移交给了当地的文博部门。我曾在某文博部门看到过大量如此“收藏”来的老照片，用牛皮纸包着，一摞摞地堆放在库房的货架上，因年久无人翻检，上面积满了灰尘，翻检之下，积灰四扬，被呛得咳嗽不止，而包裹其中的照片却不乏价值可观的精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收藏”的方式虽非“正途”，但总算让那些抄没的照片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归宿。这些年，有些地方的文博部门开始着手对这些照片开发整理，或举办展览，或出版专集，像是“文物”出土，一经面世，每每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抄检，就有藏匿。有位潘津生先生，在新近出版的第八十五辑《老照片》里，记述了一张家藏老照片在一个世纪里的遭际。
　　1900年春，祖孙三代，整整十七口人，少长咸集，在古色古香的安庆祖屋里拍摄了一张全家福（图1）。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战乱频仍，一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但这张照片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期间，作者的伯祖父、作者的父亲和作者的叔父，相继于1925年、1964年和1982年，在照片装裱衬板的空白处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题识，感叹岁月流逝、家人聚散，赋予了这张家庭合影以丰富的社会人文信息。1964年，作者的父亲在题识中这样写道：

　　数十年极人事之变迁，存余行箧囊也，蜀也芜也宁也苏也沪也，转徙奔走万余里，骨肉分滞于异乡，此身而外此图独存。时一展观，悲欢横积。盖是图也，非金珠玉帛也，藏之笥胠箧者不取也，遗诸途好货者不顾也，或有目而注之者曰：此鬼魄也，避而走。嗟夫！天下唯与人无争之物，可为长保，可为长私也……

　　孰料，这则庆幸“此图独存”、“可为长私”的题识写下才两年，“文革”就爆发了。在“破四旧”风暴中，为保存、藏匿这张照片，作者的父亲费尽了心思。最后，将照片固定在了所居日式房子的一扇纸质拉门内，又将外侧贴上同样的纸张，从外观上看不出一点破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是惊心动魄：“1966年9月16日晚，五名南下北京红卫兵闯入我家，据他们说，他们在北京某‘黑帮’家中看到了我父亲送给那位‘黑帮’的作品，于是便循着这条线索来上海查抄。查抄共进行了五个小时，他们将我家几代人辛苦收藏的古董珍玩、古籍字画等一扫而光，装满一部三轮卡车后拉走。惟一值得庆幸的是，这张《合家欢喜图》，得以存留下来了！”

　　像潘津生先生家人那样敢于精心藏匿“问题”老照片的，并不多见。许多人往往不等来抄家，便将感到会惹麻烦的照片自己动手销毁了。将家藏的老照片付之一炬，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却很容易理解。实际上，自动销毁家藏照片之举，早在1949年时代转换不久便发生了。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家中所藏凡与旧政权有些瓜葛的照片，像穿国军制服的、或与国民党高官合影的，总之，足以佐证当事人在旧政权中地位与身份的那些照片，即被大规模地“销毁”过一次。及至“文革”，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即被疑为地主富农，身着西装革履则非工商买办莫属。即便没戴瓜皮小帽，也没革履西装，哪怕只是穿戴得稍微齐整了一点也不行：广大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就你们家过得人模人样？于是将照片付之丙丁，就成了一种最安全的选择。
　　八十一辑《老照片》里刊载过已故著名学者周一良生前所写的一篇怀念夫人邓懿的文章，其中也忆及自己“文革”中主动销毁家藏影集的经过。周先生说，这些保存了几十年的十几本相册“并非扫四旧之初所毁，是红卫兵抄走又还回来之后，被我自己亲手毁掉的”。这件事让他的夫人很伤心，周先生后来回想起来也很愧疚。分析到自己何以这样做的原因时，周先生说道：“我对于她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照相馆摆出姿势所照的相，向来认为俗气，很不喜欢。但当时究竟是受到什么思想支配，现在也说不清楚。总之是一种赌气的行为吧，就干脆付之一炬。”
　　在空前的社会压力下，面对家藏老照片，连学富五车的周先生尚且惶恐莫名、不知所措，遑论那些一般的民众了。周先生文章中随附的老照片，还是后来从国外的亲戚处一张张又陆续找寻回来的。（图2）


图1 这张拍摄于1900年的全家福，全赖照片的主人别出心裁，将其藏在了居室拉门的缝隙间，才得以躲过“破四旧”一劫，完好保存。（原载第85辑《老照片》）


图2 周一良先生与夫人邓懿女士的结婚照。这些“文革”中被周先生亲手焚毁的照片，后来又从国外的亲友处陆续找回。（原载第80辑《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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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些自觉有“问题”的照片，在藏匿与销毁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处置，那就是涂抹与剪裁。具体说来，便是将照片里的“问题”人物裁剪掉，或者对其面部做羞辱性涂抹，其中最常见的做法是往脸上打“×”，以表示自己已经与照片上的人划清了界线。在1949年时代转换之际，“问题”人物主要是前朝的高官显宦、文化名流，像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图3）、阎锡山以及胡适、周作人等等。另外，被指为“叛徒”或犯了路线错误的中共领袖，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人的照片也在涂抹或剪裁之列。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党内整肃，“问题”人物也随之增加，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黄克诚，再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没能逃脱照片被羞辱的命运。
　　有位周颖女士，在第五辑《老照片》里讲述了他们家所存一张照片的遭遇。照片是“文革”前中央首长接见其父参加的某次会议人员的合影，一直镶在镜框里，挂在他们家书房的墙上。随着“文革”的深入，照片里的中央领导相继被揪出、被打倒。其父先是将照片从墙上摘下，收了起来，又担心造反派来抄家见到，说他没与党内那些大走资派们划清界限，整天为此提心吊胆。“忽然有一天，父亲又拿出了那张长长的照片，铺在桌上，看了很久，想了许久，然后拿起钢笔，把上面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挨个涂抹了。此后，只要广播里点一个人的名，父亲就用小刀刮掉一个（大概是觉得钢笔的颜色盖不住）。再后来，父亲反而不去刮了，因为打倒得太多了……”可能因为照片被“处理”得实在惨不忍睹吧，周女士才没将其拿来《老照片》发表。不过，假如哪里要建“文革”博物馆，这张遍体鳞伤的照片是不可不想办法征集进去的。
　　著名学者谢泳曾向《老照片》提供过一幅常风先生1948年秋与北大朋友们餐聚后的合影（图4）。照片里的人物，除了常风，还有沈从文、梁实秋、冯至、朱光潜、俞平伯、杨振声、李长之等，俱为众所仰慕的饱学之士。其中站在后排最右边的那个人，是这次餐聚的召集者、北平怀仁学会的善秉仁司铎。谢泳在文中说道：“善司铎的面部模糊不清，是因为‘文革’中常先生家人害怕这张外国人的面孔带来麻烦，而故意涂抹过的。”
　　常先生家人的担忧并非多余，那年月，随便一张与外国人的合影，便会招来“里通外国”的嫌疑。照片里，曾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49年以后辗转去了台湾的梁实秋先生并没有被涂抹，尊容犹存，反而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国人残遭涂鸦，可见当年与外国人“交往”的罪名有多重了。
　　涂抹照片的事情，不仅发生于民间，有些官方的机构也未能幸免。图5是一位国军少尉曾经收藏过的照片，图上方的蒋介石标准像明显有涂抹过的痕迹。这张照片原先夹在从长春往外邮寄的包裹中，因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围困下的长春与外面的交通完全中断，这些包裹信件都积压在了长春市邮局。解放军占领长春后，这些积压的邮件被移交到当地公安局，直到1982年，才作为历史资料转交给了当地的档案部门。
　　很显然，动手涂抹这张照片的，不可能是那位国军少尉，虽然战事不利，他也没有胆量对自己的领袖如此“大不敬”，一旦被发现，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勾当。而这件事也不太可能发生在1982年邮件移交到档案部门之后，因为那时已不存在被迫涂抹照片的社会环境。如此说来，没有意外的话，此事只有可能发生在邮件由公安部门接管的那个时期。到底是什么样的压力和恐惧，使得他们也不得不对所藏资料做这样的手脚呢？

　　　　　　　　　　　　　　　　　　　　　　　　　　　原载《悦读》（第三十卷）


图3 这张1924戴季陶与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子女的合影，董竹君一直珍藏着。“文革”时红卫兵四处抄家，董竹君用墨笔涂掉了戴季陶的上半边脸，以备万一被抄出，也辨认不出照片上的人。后来这张照片虽然专门请北影厂原厂长、摄影家朱德熊修复过，但仍能看出被涂抹的痕迹。（原载第5辑《老照片》）


图4 1948年10月23日，常风与友人在北平的合影。前排右起：李长之、梁实秋、杨振声、俞平伯、朱光潜；后排右起：善司铎、章川岛、沈从文、常风、冯至、赵先生（怀仁学会职员）。（原载第八辑《老照片》）


图5 一位国军少尉收藏过的照片，其中上方的蒋介石标准像明显被涂抹过。（原刊《1948年-长春：未能寄出的家信与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