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安于侥幸的年代
张贻贝先生在《我的初中》里，回忆了自己人生中的一段特殊经历。在“反右”运动整团期间，他这个未成年的初中生也未能幸免，无端被开除团籍，连毕业都受到影响，从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一下跌入了深渊。万般无奈，他只好从滕县来到省城，硬着头皮去团省委申诉。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颇具戏剧性。山东团省委的相关领导听了他的申诉后，明确表态“在运动中整学生是错误的”，让他安心回去。不久，当地的团县委书记主动找他谈了话，给他平反，撤销了开除团籍的处分。
作者的这段记述，让我想起家父生前跟我说起的一件事。
碰巧的是，反右前后家父正供职山东团省委。当时，团省委有一名干部的妻子在本埠团市委工作，因“鸣放”时说了什么话，行将被划为右派。团省委的领导听说了，觉得处理过重，让家父去与团市委的领导私下沟通沟通。没想到刚一开口，即遭对方婉拒，说，在团内你们是上级领导机关，但你们也知道，反右运动我们要受属地党委领导，按市委的部署进行……见话不投机，家父只好打住，悻悻而归。后来那位山东大学毕业的女干部到底还是被打成右派，先是罚去副食品店卖肉，又随丈夫下放到鲁北一偏远的县份。她丈夫因对她被打成右派发过一些牢骚，整风补课时 定为犯“右倾错误”，降职下放。直到给右派改正平反以后，夫妇俩才又回到省城，各安其所。
相比之下，张先生还算是幸运。在当年那种氛围里，即使团省委发了话，下级团组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完全有可能推诿不办。即便团县委想干预，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也自有理由不买你的账：我又不归你领导。可见，张先生能被平反，实在是侥幸。
其实，在运动频仍、制度缺失的年代里，又有谁不是苟安于侥幸之中呢？就说家父去为人说项这事吧，假如有人不知动了哪根心思，告你个“包庇右派”，结果会怎样，还真不太好说。
本辑还有李晓航女士的《往事如烟》，讲述了母亲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后家破人散、颠沛流离的苦难，读来催人泪下。
哦，年复一年，反右距今不觉已整整一个甲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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