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随想
去年年底，为中国人该不该过圣诞节，网上曾有过一些争论。争来争去，自然就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教会在中国的作为，他们到底为中国的文明与进步带来过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问题，事实都摆在那儿，君不见，直到今天，国内一些地方最好的医院和学校的历史，最终都可以追溯到教会的肇创之功。本辑陈探月《一所教会中学远逝的足迹》，通过对历史档案的爬梳钩沉，还原了天津汇文中学的发展历程，半个多世纪里，一代又一代的教会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筚路蓝缕，前赴后继，终于成就了一所中西合璧、享誉一方的学校。对于了解当年教会在中国的善举，这所学校无疑又为读者呈现了一桩生动、翔实的个案。
国人对教会的认知，历百年而犹惑。而对自由的领会与争取，也历尽周章。傅国涌在《我的大娘舅》里，介绍了一位向往革命的年轻人平凡而不乏波折的一生。作者的大娘舅参加游击队那天，他的领导谆谆教导他：“要想做一个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自由人，就要起来革命。”直到十年内乱，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的日子里，他才又“常常想起为革命贡献生命的先烈，想起黄镇江同志所说的‘做一个自由人’的含义。”作者说，在他初读大娘舅这篇文章时，“‘做一个自由人’这个说法被我轻轻滑过了，压根没有引起什么注意。直到今天，大娘舅离世二十几年后，我才对这个说法念兹在兹。”两代人对自由的争取与理解，竟是这般的跌宕曲折、五味杂陈！
自由既关乎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影响着民众一行一止、一举一动的日常琐屑。任韶华的《1996：北京纪事》，抓拍了20多年前北京市民及外地旅游者的街头情貌。作者尤其感叹他“拍到的那几幅表现人们在天安门城楼下乘凉的照片，他们是那样的闲适、自在、惬意”，“而这样的画面，现在恐怕是拍不到了”。
无论巨细，有些东西往往是失去了，才觉出它们的可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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