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的第11辑《老照片》里，梅氏后人结合一张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与四个弟弟的合影，讲述了叔父辈的行事为人。其中说到，梅贻琦1962年在台湾去世时，不仅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甚至连住院的医疗费都无力支付，“在病榻旁仅有的一只手提包，在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从本辑周文业先生所撰《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里，我们对梅贻琦先生的操守有了更多的了解。1950年代中期，梅先生从美国回到台湾以后，不仅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还兼任过“教育部长”和“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无论怎么说，梅先生在台湾都算是一位高官了，但即使身居这样高位，他居然无力汇钱给暂时滞留美国的夫人，为生活所迫，梅夫人不得不出去打工，先后当过工人、店员和护工……凡此种种，今天读来几如天方夜谭。
　　而赵越胜先生的《我的老师周辅成》，则让我们见识了过去的教授。
　　周辅成先生在自己的领域里堪称是泰斗级的人物，“文革”中应邀到北京机械系统办的职工哲学进修班去讲课。虽然面对的是一群连“一知半解”都够不上的学员，周先生的备课、板书照例是一丝不苟；一旦发现学员中尚有“可造之才”，更是循循诱导，倾囊相授，在斯文扫地的年代，成就了一段“授业、解惑、传道”的佳话，令人神往。
　　都说时代在进步，可是扪心自问，面对过去的官员与教授，不知今天的衮衮诸公和大师博导们将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