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些年，作为摄影家的孙明经，已经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而此前，身为电影教育家的孙明经教授，在他所从事的电影教学的领域内并不乏知名度，像张艺谋，最初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师从孙明经学摄影，接受电影艺术的启蒙，登堂入室的。
　　孙明经得以走出电影教学领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宣队”的一次“疏忽”。
　　事情要回到三十五年以前。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当天，进驻北京电影学院的工宣队接到撤离通知，并要求他们撤离前将掌握的全部文件和材料字纸不留，全部烧毁。这其中就有“文革”初学院的造反派从孙明经家中强行抄走的上万张底片和个人书信、日记等文字资料，这些底片和资料大多是孙明经三四十年代参加科学社会考察所留下的。大概是由于“四人帮”的垮台过于突然，工宣队的撤离过于匆忙，三只放在工宣队存放材料房间门后的麻袋，在忙乱中竟被遗忘，侥幸地躲过一劫！
　　这三只麻袋里，装的正是孙明经几次社会科学考察所拍的部分照片底片和幻灯片。又过了差不多十年，等到1985年孙明经得到这些抄家归还的物品时，虽然麻袋底部的底片和幻灯片，大部分已受潮霉变，并且归还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完全算不上什么完璧归赵，但即使这样，从这些劫后残存的底片里，孙明经作为中国早期著名摄影家的地位已是当之无愧了。

二

　　孙明经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父母早年毕业于美国人狄考文夫妇在山东创办的登州文汇馆。孙明经自幼即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系统的西方现代教育。1930年代，孙明经在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校，后担任电影部主任，专门讲授电影摄影，是国内大学中最早开设的电影摄影教学专业。那时，孙明经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届中国委员。
　　这期间，孙明经应邀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社会科学考察活动。一次是1937年抗战前夕，跟随以顾颉刚为团长的西北考察团在察哈尔和绥远等地的考察；另一次是1939年由中英庚款资助的川康考察。劫后残存的部分底片，即是这两次考察的记录。孙明经在考察中的主要任务是随团拍纪录电影，同时他还有意识地留下了一份相对完整的图片资料。1937年的西北之行，重在考察面对强敌，前线军民的战争准备；两年后的深入川康，则着眼于对战略后方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宗教状况的调查。在这种背景下，孙明经作为一名随团摄影师，拍什么与不拍什么，自觉不自觉地都受到一种人文的规范，这一方面使得所拍的照片内容比较集中，避免了走马观花式的泛泛猎取，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考察活动中，摄影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记录的工具而非艺术表现的手段，注入更多的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眼光，而这种朴实记录的结果，是为后人留住了更多的原生态、更多的生活细节和更多的历史信息。 　　　　
　　于是，从孙明经残存的底片里，我们得以目睹抗战前夕绥远前线的风貌和枕戈待旦的军民，感受战云笼罩的肃然与紧张，得以领略川康边地的景物和同仇敌忾的抗战后方，走进那个曾经叫做“西康”的省份。通过孙明经极具洞察力的镜头，举凡解甲屯垦的将军、接受军训的民众、粗犷剽悍的康巴青年、聪慧可爱的小活佛、廉洁任事的边地官员……以及自贡盐井的古老工艺、茶马古道的千年沧桑，在历史的深处一一定格。

三

　　在考察中，孙明经除了每天写日记之外，每到一地，他都要将所见所闻写信告诉自己远方的妻子。可惜的是，他的日记和写给妻子的书信，在1976年10月的那个晚上大多被付之一炬，只有1937年西北考察中写给妻子的二十五通信札侥幸保存了下来。在这些信中，孙明经对时局的洞察，对地方民生的忧虑，对未来前景的各种揣度，每有精彩之论达于笔端。在谈到包头颓靡的世风时，作者写道：

　　凡大都会有经济地位的，它的罪恶事业必定也跟着发达，比如妓业在包头便显著地繁荣，有好几条街都被她们的香巢占据着。至于一般人家对于性的关系也看得极随便。一个陌生男子随便撞到人家，便和那家的女儿勾搭起来；要是人家里只有女子而无男子，有人来串门，便是极不体面的事。后来和朋友们讨论这种淫风的由来，认为包头的本地人很少，最初大多是由别省因失意或做冒险事业，或经营不甚靠得住的生意而来此，来的人既多游戏人生的意思，淫风也就易于滋长。政府如果不纠正，甚或依次取利，那就更无办法了……考察团到包头，县长为招待团员起见，特为团员预备面盆若干，盆背面竟注有碧玉、翠红、春梅、桃花等字样，大家研究的结果，才知道都是从妓院里借来的，也许照他们的看法，招待上宾，非借重青楼不可。

　　在绥远考察期间，孙明经与蒙古族诸王多有接触，当此国难临头之际，他们中的不少人却首鼠两端，有的还暗中与日本人有勾结，关于康王，作者有这样的描述：

　　康王年事尚轻，大高个身穿漂亮西服，手提contax最新型号FI/1.5镜头的相机，见我为他照相，亦为我拍了一张，并合影一张，然后和随从乘机器脚踏车一辆疾驰而去。听说康王自己修机器脚踏车，自己冲洗照片，自己拍电影，在蒙政会里他担任着七旗剿匪总指挥、防共训练委员会主席、建设委员会主席，还有好多要职，在该会颇算出色人物，但同时他又是黑籍的要人，沾染毒物已深，这种人自难令人乐观。今天的会议中有一要案，就是各旗设立党部，宣传三民主义的问题，原则上自然要通过，不过办法如何，恐怕颇费研究。

　　康王活脱脱一追逐时髦的公子哥派头，跃然纸上。从作者后来所作的补记中得知，就是这位身兼各项要职的康王，第二年就“因通敌被捕正法”。至于国民党要在蒙族各旗建立党部的举措，作者以自己冷静的观察，对其前景也极不乐观。
　　而在重游过云冈石窟后，孙明经不无怅然地慨叹：“冈上的云冈村留着黄土积累的遗迹，冈下石窟前，后排平房内住着好些伤兵，据说这是伤兵医院，但是里面既无护士，又无医药，连伤兵的被服都不能充分供给，惟有石窟里的石佛很忠实，从早到晚陪伴着受伤的护国将士。”
　　今天的人们，可以从这些记述中一睹这位老摄影家深厚的人文修养与生动的文笔。而这些素养，正是后来的许多摄影家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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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约十年前，经过丁东和王南海两位先生的引介，我们结识了孙明经教授的哲嗣孙健三先生，此时已经从教学岗位退休的孙先生正在专心整理他父亲幸存下来的照片资料。在他只有几十平米的“蜗居”里，从案头到墙角，从书架到床底，摞满了大大小小的资料册簿，除了他父亲留下来的底片夹，还有他为从事考证研究找来的各种书籍，置身其间，稍不留神就有可能碰落什么。孙先生谈起尊父的摄影则滔滔不绝，如数家珍，随便从底片夹里抽出一册，都足以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我们深为《老照片》遇上了一座“富矿”而庆幸。
　　由于孙明经教授已于1992年过世，而他当年留下的原始笔记也大多在“破四旧”中被销毁，使得这些照片的整理十分不易。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孙健三先生的不懈努力，孙明经教授的摄影活动与摄影作品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得通过《老照片》陆续面世。紧接着，孙明的两部摄影作品专辑《1939年：走进西康》和《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经著名文史学者张鸣教授参与编撰，也由山东画报出版社相继推出。
　　在去年出版的第70辑《老照片》里，孙健三先生又将新近发现的孙明经教授1948年为开设地方影像学所制作的一份课件整理发表了。在这份课件里，孙明经通过对岭南大学保存的一批老照片的精彩解读，演示了随着“西风东渐”，社会习俗的潜移默化。作为《老照片》的编者，我们在观赏孙明经这份制作于60多年前的课件时，自有一份心有灵犀的欣悦，而对这位老照片研究的先驱，则油然生出“瞻之在前”的景慕。
　　真不知道，在孙明经教授留下的这座取之不尽的“富矿”里，我们还会获得怎样的发现与惊喜！

　　　　　　　　　　　　　　　　　　　　　　　　　　　　　　　（原载《悦读》二十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