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翻开一辑《老照片》，都会发现，合影照片在里面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时竟达七八成之多。
　　这也难怪，因为以往留存下来的老照片，大多为形形色色的合影，从国家盛典到社团活动，从同事聚会到家庭团圆，更有各种各样的开工竣工、开学毕业、送别重逢、迎来送往……可谓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在摄影术诞生以前，上述仪式或活动的记录端赖文字，古代的各种“记”“序”“诗”“赋”，有不少都是记载这类家国盛事、聚散离合的，像脍炙人口的《兰亭集序》，便是王羲之对一次文人雅集的即时写照。摄影术发明后，这一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为照相机所替代。照相机承担这种功能真是再便捷不过，把人招呼到一起，快门按下就得，省却了属稿谋篇、咬文嚼字的诸多麻烦不说，而且无论多少年后拿出来看，照片上的人物与当年景况都一目了然。尤有甚者，在许多时候，合影照片不仅是一项仪式或活动的记录与定格，合影本身也成了仪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在前不久举行的姚明结束运动生涯的发布会上，整个仪式就是在姚明分别与各方亲朋的合影留念中落下帷幕的。大有无“影”不成“仪”之概。
　　在摄影尚属“奢侈”的年代，合影无疑是一种最“经济”的照相留影的方式，加之合影所遵循的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想被遗漏都不太容易，因此，不少人平生的第一次影像定格通常也都是在合影里。几乎每个人都不难从自己的影集里找出几张合影照片来，或与家人，或与同学，或与同事，或与师长，或与朋友……又因为合影照不同于单人照，通常要按人头洗印、复制，同样一幅照片往往会有若干张乃至十几张、几十张，从而使得这类照片获得了更多的存世机会。这大概也是《老照片》里以合影照片居多的原因吧。

　　在《老照片》所刊载的大量合影照片里，有两张堪称是蔚为大观。其中一张是1948年5月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的合影，另一张是1934年“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前者系国家盛典，后者乃家族聚会。


　　先说第一张。
　　这幅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款的“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定格于首届国民大会结束之后，是请来当时南京光华照相馆的师傅到总统府的总统办公楼前所拍摄的。
　　照片上的一百多人，汇聚了除共产党方面之外的民国年间各路政治精英人物，堪称是空前绝后。此时国共内战方酣，经过两年的鏖战，国民党方面对中共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被破解，国军在各个战场上连连失利，颓势尽显。而在刚刚结束的副总统选举中，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公然向中枢“叫板”，最终，李宗仁在与蒋介石属意的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的角逐中胜出，当选为副总统，上演了一场民国年间难得一见的真枪真刀的“竞选”大戏。在上述背景下，当各路精英被招呼到一起拍下这张合影的时候，他们面对照相机的镜头难免表情凝重，各怀心事。
　　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将近一年之后，人民解放军即强渡长江，占领南京，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那面中华民国的国旗，被捷足而上的解放军战士一把扯下，无奈飘落。照片上各路精英人物曾经驻足留影的台阶，则见证了脚穿粗砺布鞋的共军士兵蜂拥而过的身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照片上的人物则在风雨飘摇中，星散而去。说到照片中人物后来的命运，自是令人感叹。作为领军一方的统帅，程潜和龙云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率部倒戈。后曾担任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的张治中和邵力子，在中共方面的挽留下，脱离国民党阵营，留在了北平，由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变身而为新政权的合作者。同为和谈代表的黄绍竑则先去了香港，旋又脱离国民党，北上参加了新政权。其他的，滞留香港的有之，移居美国的有之（如李宗仁，还有稍后的孙科、陈立夫），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自杀以殉的亦有之（如陈布雷），但更多的人还是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包括照片上像阎锡山、白崇禧这样一些与蒋长期打打和和的地方实力派巨头。
　　这张原版照片，我最初是在秦风先生处见到的（其复制件此前也曾在南京总统府的陈列中见到过，但远没有这张原版照片清晰可辨）。这是一张长约一米、宽二十多公分的大幅合影，照片上的一百多个人物，个个眉清目爽，呼之欲出，其拍摄与洗印的精湛工艺，无疑代表了当时的人物合影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遑论当时，如此高超的工艺即使今天恐怕也再难企及。
　　据秦风先生介绍，这张照片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杰所收藏。黄本人也参加了这次合影，照片第四排与蒋介石正冲着的那位个头稍矮一些的军人就是他。照片的背面还印有原始的编号，想来当年参加合影的人应是人手一帧。国民党自大陆退败时，黄杰率领一支部队退入越南，滞留了几年，后辗转回到台湾。黄杰去世多年后，这张照片连同黄杰个人保存的一些档案资料悉数流入旧货市场，终为秦风先生重金所收得。前年，秦风先生以不菲的价码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将照片出手，赋予了这张辗转漂流、承载了太多时代沉浮意味的合影另外一种价值。

图片说明：
图1 1948年5月，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原载《老照片》第4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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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说另一张合影。
　　中国人每以“几世”、“几世”同堂而自豪，而夸耀，因为积世越多，家族规模越大，家族的凝聚力相对也就越强。一般情况下，三世同堂很常见，四世同堂也不太难，而要实现五世同堂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五世同堂”几乎成了过去年代里许多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这张拍摄于1934年的“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是《老照片》迄今为止所发表的规模最大的一张家族合影照片，上面老老少少加起来，总计七十六人，实属难得之观。
　　拍摄这张合影，是为了志庆蒋氏家族的“双喜临门”，照片的提供者、蒋氏后人蒋世承先生在文中写道：

　　1934年新宅落成，适逢海筹先生九十华诞，为避繁缛的世俗礼节，5月，居家亲属前往莫干山，在新宅北侧小花坪前拍下此照。由徐行恭先生题额以志纪念。中坐者为海筹先生，左首边着黑马褂坐者为抑卮先生，余皆亲属子孙辈，少长咸集计七十有六人，最幼者年仅一岁，已属五世同堂之庆。蒋氏家人除年老病故者外，于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有一人去了解放区，六人去了台湾，一人去了日本，余皆经受艰苦的思想改造，逐步融入社会主义新中国。时至今日（2007年10月），照片中的七十六人，仅剩下海筹先生的孙辈三人，重孙辈二十人，玄孙辈三人，各自成家立业，星散四海矣。

　　前些年，有论者高度评价近代以来像义宁陈氏等一些家族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所做的贡献，其实在其他一些领域，也不乏这样的家族，像无锡荣氏之于纺织业，而杭州蒋氏一族在金融业方面的贡献，也足可称道。当年，蒋海筹先生从店铺学徒做起，后自制木质织绸机，自产自销，逐步壮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其开设在杭州的蒋广昌绸庄逐渐成了闻名全国的丝绸织造企业。后在其子蒋抑卮先生主导下投资金融业，控股杭州兴业银行，一度在国内金融界呼风唤雨，举足轻重。
　　然而，让蒋氏族人没有想到的是，莫干山上这幢豪华别墅的落成，竟成了蒋氏所经营金融业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对此，蒋世承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忆抑卮公》中写道：“1930年以后，抑卮先生眼疾复发，胃病缠累不堪，居家日多，每逢银行有重大事故，决策层会议往往移到抑卮先生在范园得寓所召开……而抑卮本人则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追求个人生活的安逸享受，养病纳福。继在杭州购入胡雪岩故居，1931年前后又在莫干山购入德侨别墅一宅，买下周边山坡地五十余亩，遍植松竹，请陈植先生另行设计，在山坡中部新建豪宅别墅一幢，内置圈形楼梯，安暖气设备，尤为人乐道。抑卮先生于是整年在山上养病，深居简出，不复视理浙兴业务。”
　　实际上，在中国，家族实业的没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即使蒋氏一族的经营没有因抑卮公的病累与耽于安逸而走下坡路，也无法逃脱接踵而至的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以及后来时代变迁的种种冲击与不测。这也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家族实业都无法摆脱的宿命。
　　至于蒋氏后人，后来并没有因家族实业的没落而没落。盖因蒋氏家族一向注重教育，在对社会的文教事业多所捐助的同时，对自己后代的培养也是不惜钱财。虽然家族的实业一落再落，而蒋氏后人却是人才辈出，及至遍布教育、科技、医疗、文化、政界等诸多领域。像蒋海筹先生重孙辈的蒋彦永，是国内著名的外科大夫，当年他挺身而出，铁肩道义，为遏制“非典”的蔓延所做的非凡贡献，已为世人所熟知，所钦佩（这是大家熟知的，彦永先生还有一些世人所不知的壮为，同样感天动地）。最近所谓“共和国脊梁”的评比，爆出某些影视明星不惜花钱买名的丑闻，贻笑大方。窃以为，果若认真地推选“共和国脊梁”，彦永先生的所为倒庶乎近之。蒋氏后人中还有一位同为重孙辈的蒋彦士，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先从教，后从政，累居津要。照片上的众多后人，虽曰“星散”，却不乏“俊彦”，这自然与家族的孕育也是分不开的。


　　去年5月，星散海内外的蒋氏后人再度聚首，故地重游，缅怀先祖。抚今追昔之余，他们在七十六年前家族合影的同一幢建筑前，拍下了又一张全家福，续写了一个百年家族的影像记录，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

图片说明：
图2 1934年5月，杭州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原载《老照片》第60辑)
图3 2010年5月，相隔七十六年之后，蒋氏后人在莫干山昔日别墅前再度合影留念。（蒋世承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