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革命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初也是想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试图通过组织中心城市的工人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结果却是屡战屡败。在经过了许多挫折之后，方知此路不通，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到了1949年前后，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颓势尽显，节节败退，而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的最后一程，就是对国内大小城市的占领与接收。自从1927年之后，中共便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村，在偏远的山区埋头苦干，动员民众，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在与国民党军的周旋中不断发展壮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只留下少部分人潜伏在城市里开展地下工作，担负收集情报和筹措药品、设备等紧俏物资的任务。城市对于中共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存在，陌生而神秘。
　　第三十九辑《老照片》刊登过袁锡钦题为“‘土包子’进城”的图文稿件（见图一），记述了自己1948年秋随军接管济南的种种经历。济南虽是解放军最早占领的一座省会城市，但比起上海、武汉、广州这样一些大城市来，并不算是什么现代化的都会。即便是这样，袁锡钦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土包子”厕身其间，已经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了。他们办公的地点是原国民党守军军长吴化文的公馆，刚住进去的时候，闹了不少笑话，先是“电灯打不开，也不习惯蹲马桶，有一天不知怎么碰到墙上的开关，天棚上那圆圆的家伙立即就转个不停，直转得屋里冷飕飕的。我们几个手足无措，好不容易来了个行家，告诉我们这是电风扇……”袁锡钦们所遭遇的还只是乍一进城生活上的不习惯，而适应城里的这种相对舒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少障碍。
　　说到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我也谈一点自己的亲身感受。幼时我曾有过几年农村生活的经历，过惯了油灯如豆的夜晚，刚一进城，最不习惯的就是电灯太亮，灯光照在白白的墙上，直刺人眼，晚上不像晚上，搞得心神不宁。可是当放暑假又回到农村，晚上再去面对那一盏油灯时，这才觉得到底还是电灯好。可以想见的是，袁锡钦们很快也会对城里工业文明的种种成果甘之若饴的。对于从根据地来的干部来说，难的并不是怎么去适应城市里的生活，而是如何管理好城市。
　　实际上，对接管城市的难度，毛泽东等中共高层自始便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1949年2月在发给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的一封电报中（见毛选第四卷《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明确指示解放军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并说“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大讲特讲如何成功地接管城市，如何完成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毛泽东后来在由西柏坡驻地启程前往北平的时候，戏称自己是在去城里“赶考”，虽然是句玩笑，但也多少流露了作为一党领袖的毛泽东进城接管政权时的复杂心境。
　　犹记前些年在一本摄影画册里见到过的一张照片，定格了1949年毛泽东在随行人员陪同下首次迈进中南海新华门的瞬间。照片上的毛泽东微欠着身，抬起一只脚正要小心地跨过新华门的门槛，一面抬起头向院内环顾，眼神里透露着些许忐忑，些许犹疑。
　　面对这张照片，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与黄炎培关于如何摆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周期律的那次谈话……假如毛泽东将自己跨进中南海大门时的那种如履薄冰的心境一直保持下来，谨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训，或许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冒进”与“折腾”了吧？这真是一张发人深思的照片！以其丰富而微妙的画面语言，道尽了进城一刻之种种。但可惜的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寻遍各处角落也没能找见，在此也就无法把它呈现给大家了。
　　有两张照片（见图二、图三）记录了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场景，拍摄时间比前面提到毛泽东跨进新华门的照片要早一些。
　　其中一张照片（见图二）里，有几辆满载解放军的汽车正从北平的大街上驶过，卷起一路烟尘，车上的军人在向路边的行人散发传单，行人中（主要是孩子）有几个人扬着脸、张着手向车上的军人索要传单，一个半大男孩则全然不顾车尾卷起的尘土，大步跟在军车后面跑，一位头戴瓜皮帽的中年男人，一手扶着脚踏车一手举着传单在专注地看。而照片前景中一位带礼帽、穿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则一任军车从面前隆隆驶过，低着头站在那里若有所思，虽然处在视觉的中心，却分明置身画外，给人许多复杂的联想。
　　另一张照片（见图三）里，既没有群情激昂的欢呼，也没有临街挥舞的彩旗和鲜花，路边店铺前的几十个人，男女老幼、各色人等都有，他们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远远地观望，或微笑，或淡然，或冷眼，或沉思……自晚清以来，北京城的民众经历了太多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眼前的戏码，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的“改朝换代”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命运。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在沿街店铺的两块匾额中间临时扎制了一颗象征新政权的五角星，并在门楣上装饰了一束红绸，以点缀喜庆。这一举措，如果不是听命于接管者的统一安排，而是自主所为的话，则多少表达了店铺主人向接管者示好、期望与新政权合作的意愿——其实，这也是多少年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一贯奉行的人生哲学：谁登台都无所谓，只要自己有太平日子过，哪怕捧捧场，在台下扯着嗓子替你喝两声彩呢！
　　画家沈嘉蔚曾在《老照片》里专文介绍过一位叫塞姆•塔塔的外国摄影家在解放军占领上海时的影像记录，这些照片收录在一部国外出版的画册《上海 1949年：一个时代的终结》里。塞姆•塔塔在1949年的时代更迭之际恰好在上海，并且一直待到解放军进城以后，用照相机完整地记录了国民党的溃败与共产党的进驻。有些外国摄影家，像美国《时代》杂志的摄影记者伯恩斯，因没能待到上海解放的一刻，他的影像记录到上海被共产党接管前夕即戛然而止了，因此塞姆•塔塔这些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记录解放军进城的照片便显得格外珍贵。
　　 其中一张肩负长枪、骑着高头战马的年轻战士从上海的闹市区穿过的照片（见图四），很是吸引人们的眼球，同时也极具象征意味。马背上的这位从根据地来的小战士，可能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城市什么样，一旦置身大上海的闹市区，行进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中间，难免有些紧张，这从他的面部表情与有些拘谨的手势上便看得出来。再者，马是农耕文明的标志性交通工具，随着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如今也以胜利者的姿态耀武扬威地踏进上海这“被严重西化”的“十里洋场”，似乎也在象征着农耕文明对工业文明的一次意外征服，一如向来所宣传的“小米加步枪”战胜了“飞机大炮”。
　　这匹高头大马和骑在马背上从乡下来的小战士，对于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会来说，怎么看都像是莽撞的闯入者。然而一个时代的序幕，却随着这莽撞的“闯入”被一把扯开了。
　　随之“闯入”的，还有载歌载舞的秧歌队（见图五）。
　　秧歌，本是从北方农村的土壤里诞生的一种集体民间歌舞，此时已演变成中共在根据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一种常见的文艺形式与手段。我曾在旧书摊上见到一本小册子，是1949年初由山东省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旨在向原国统区的民众介绍解放区的各种新事物，里面有一首打油诗，列举了解放区的种种新气象，诸如土改、扫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还不乏形象地提到了“一跳，一跳，秧歌舞”。
　　对于秧歌舞，国民党方面的军政官员也印象深刻。最近看到台湾国民党调查局局长沈之岳1965年在写给时任台湾省主席黄杰的函札里，提到大陆的中共政权时，仍以“秧歌王朝”相讽喻，足见其对秧歌舞存心之耿耿。不过，这个沈之岳曾受戴笠派遣长期打入中共内部，对根据地的生活很熟悉，念念不忘秧歌舞，也在情理之中。
　　秧歌舞在解放军各地入城游行的队伍中，每每现身，几乎成了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那一刻，这道来自北方的粗犷、奔放的风景，一定让围观的上海的民众大开了眼界。而且过不了多久，那些围观的民众，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有的也将被裹挟到扭秧歌的行列中，去“一跳，一跳，秧歌舞”，接受来自根据地文化的洗礼。
　　对比拍摄于同时期的京沪两地解放军进城的照片，从场景到民众的表情，你会觉得共产党对古都北平的接管其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怎么明显，盖因北京到底还是保留了更多的农耕文明的元素，是一个集农耕文明之大成的所在，而上海则完全是近代工商文明的产物，在占领与接管者眼中是一种“异己”的存在，有着更多的难以把握的因素。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上海才比别的城市经历了更多的阵痛吧。
　　说点题外话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海人看外地的都是乡下人，那种城里人的自负真是不可救药。后来看过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才对上海人的自负多少有了一些理解。当年安东尼奥尼从北京、河南、南京、苏州一路拍下来，你还别说，从城市景观到市民的情态穿着，最有城市范儿的，还就是上海，而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看上去整个就是一大村庄。这两座城市外观上的巨大差异，直到这些年才渐渐缩小了。

　　　　　　　　　　　　　　　　　　　　　　　　　　　　　　（ 原载《悦读》第二十六卷）
图片说明：
图一 1949年春，袁锡钦（右三）与同事们在济南驻地合影。（原载《老照片》第三十九辑）
图二 1949年春，解放军的车队行驶在北平的大街上。（原载《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
图三 1949年春，北平民众在街头观看解放军入城。（原载《图片中国百年史》）
图四 1949年5月，上海举行解放军入城式，图为行进在闹市区的骑兵。（原载《老照片》第三十九辑）
图五 1949年5月，上海举行解放军入城式，文工团员在街头扭秧歌。（原载《老照片》第三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