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的编辑约我写写我的公公刘顺元，还要我提供老照片。这是一个难题，我对公公了解很少，老照片更少。公公在世时，我曾斗胆提出为他写“传”，被拒绝了。后来丁群先生写《刘顺元传》，很费周折，老人有言：“死后随你怎么写。”《刘顺元传》于1999年老人去世三年后问世。
　　我的公公刘顺元，山东博兴县人，1903年生，1996年九十三岁去世。他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国文学系，1926年加入国民党；1931年加入中共，长期从事革命工作，“文革”前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后任中顾委委员。他原名王学博，号溥泉，曾化名赵正国等。
　　提起“刘顺元”这个名字，还有一段故事。1934年他第三次被捕，审讯时他自报假名李春远，被记成“刘顺元”。从此，敌人喊他“刘顺元”，狱中难友称他刘大哥。他“坚不自首，恶性甚深”，被判徒刑十年。1937年8月，他被党营救出狱，拿着写有“刘顺元”名字的判决书向党汇报，得到了党的信任，委以重任，负责审查出狱的党员。从此，“刘顺元”这个名字被沿用到最后，晚年他谈及此事时说：这是一个遗憾，弄假成真！
　　我公公一生经历坎坷，传奇。有“山东怪杰”之称。丁群所写《刘顺元传》概括了他的一生：国民党三次将他投入监狱，斯大林指责他“反苏”，毛泽东批评他“右倾”，提审林彪和“四人帮”集团主犯须经他批准。我补充几句：他是家乡国共两党的创始人，周恩来亲自批准他入党，刘少奇深知他的为人，毛泽东说他是“党内的大知识分子”，陈毅称赞他是“中国党内敢于公开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夏衍说他是“骨头最硬的人”，李锐说他是“具有大德、大智、大勇，不应被后人忘记的历史人物”，他说自己“危险时决不贪生怕死，安乐时决不贪污腐败”，“在真理面前一定能低头，同时决不在思想政治上盲从”。
　　1952年，刘顺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我和他的次子王汉民在部里工作，后来我们结婚。公公每日来机关很早，在院内散步，哼哼京剧，然后到办公室看书、办公。我做秘书工作，部里的重要会议由我记录，会上公公发言不多，但很有份量，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后来得知他在旅大任职时，因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苏军的专横，被斯大林点名，苏军将他驱逐出旅大。为顾全大局，公公被罢官，连降三级，不得公开露面。1953年斯大林去世，刘少奇到处打听他的下落。1954年，公公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江苏省委副书记。此时我和爱人调北京工作，他们父子南北相隔，难得见面。
　　1966年，“文革”殃及全国，公公自难幸免。1967年秋，我去南京寻找下落不明的公婆，我不敢公开打听，先在街头看大字报，以摸底细。
　　我在新街口闹市看到一张大字报，上面列举了江苏省委所有领导人的“罪行”，每人一段文字，配一幅丑化漫画。公公的“罪名”是“老右派”、“老修正主义”、“老三反分子”。那幅漫画把他画成一个老道，头戴道士帽，身着道袍，脚蹬云头鞋，昂首注视着空中飘下的写有“修毒”二字的纸片……我不敢记录，更不敢拍照，匆匆离去，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的江苏省级机关造反派，编了一本《刘顺元黑话集》。“黑话”不黑，讲的全是人们不敢讲的真话、实话。后来编《刘顺元文集》，这本《黑话集》起了索引的作用。
　　得好心人相助，我找到了被监护在南京西康路33号的公婆。他们失去了自由，相依为命。婆婆见我很是惊喜，诉说了公公和省委领导们一日数次被拉出去游街批斗，几乎丧命……公公穿一件破旧棉袄，消瘦，苍老，疲乏。公公每天要应付多起造反派的逼供，他不做伪证，不说违心的话。公公简单地向我询问了外界情况，嘱咐我要“头脑清醒”、“脚跟站稳”。因还要去接受外调、写材料，公公喝了一碗面条汤，便匆匆走了。我不敢久留，告别离去。北方搞出一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造反派企图从公公口中挖出一个“南方叛徒集团”，公公说：“我相信你们有能力杀我的头，但要我说假话，你们没那个力量。” 公公被带上镣铐关进监狱，这是他第四次被捕，坐的是自家的牢。他感慨地说：“坐敌人的牢理直气壮，坐这样的牢多窝囊！”他对两种监狱做了对比：异曲同工，难分泾渭。
　　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1972年10月，江苏省委几位领导人由集中监禁改为分散监管，公公被转移到句容县桥头“五七”干校，允许与家人见面，但仍无行动自由。闻讯，春节我和爱人带两个孩子，约了大哥的五个子女同去看望二老，当时大哥因冤案还在狱中。
　　当时物资匮乏，我们只带去一捆大葱和一筒饼干，还有一些换来的全国粮票。公公连说：“好东西！好东西！”他收起了全国粮票，将饼干筒放到了自己的床头。三个小叔也来了，大家相聚几日，不谈“文革”，不谈政治。每日早晨，老人领着儿孙们在附近田野散步，一日三餐从食堂打来饭菜。儿子们陪老人下围棋，老人棋艺高，无人能赢。临别时，我用带去的上海牌120相机，记录了这难得的天伦之乐。
　　公公在“文革”中失去自由七年后，回到南京，住进了一间半旧房，此时他已一无所有了。公公爱读书，我为他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买书。当时书难买，我设法购得一套《鲁迅全集》，给他寄去，公公非常高兴。后来我陆续为他购买了《马恩全集》等书籍。为买书他曾亲笔给我来信，他给儿子来信，必谈读书和做人。
　　公公从小好读书，在私塾，他能通本背诵“四书”、“五经”，包括最难读的《书经》、《易经》，老师夸他是“过目不忘的神童”。中学时，他几乎读遍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大学他就读北师大英国文学系，大学毕业后，为寻求救国之路，他研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并作社会调查，以后读了大量介绍西方及苏俄的书籍，以及康德 、黑格尔、马克思等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著作。被捕后，公公背诵读过的书并教给难友。据同狱的李世农（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回忆，公公教过他们《正气歌》、《长恨歌》、《出师表》、《赤壁赋》等，出狱后他查阅了《正气歌》等原著，竟一字不差。

　　照片1：1928年，刘顺元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国文学系。
　　照片2：1934年，刘顺元第三次被捕时的囚照。
　　照片3：1952年，刘顺元和次子王汉民第一次合影。
　　照片4：1950年代，刘顺元任江苏省委书记时和农民在一起。

夏衍是我公公的好友，是我的老领导。我陪《刘顺元传》作者拜访夏老，夏老对公公在旅大的作为很钦佩，说公公是“骨头最硬的人”。说公公在1958年“大跃进”中是“最敢讲真话的人”。当年夏老去南京，公公曾直言相告：那些高产报导“全是假的，别相信”。
　　公公对当时的浮夸风早有觉察，为弄清真相，他和华东农科所的技术人员合种了一块水稻密植试验田，结果失败。他亲临盐城的一块亩产超万斤的“卫星”田，那是将几亩即将成熟的稻子移植、合并在一起的，轻轻一拔，移栽的稻根就离土了，公公当众拔起，大笑说：“果然是人造卫星！”他曾通知报社，凡虚夸的高产新闻，不管来自何方，一律登在报屁股上。为刹住浮夸风，经他签发，1958年9月19日江苏省委下达通知：凡上报高产，县、乡党委书记必须个人署名。公公说：“看你们还敢不敢胡说！”
　　听我爱人说，公公1928年大学毕业时拍了一张头戴学士帽的照片，曾挂在老家堂屋的墙上，祖父以此为荣。照片在战乱中丢失。三兄弟没有父爱，在国土沦丧、祖父被杀的国难家仇中长大，为了参加抗日，三人商量去找公公。大哥一路艰辛，在淮南找到了公公，公公很高兴，但不肯收留儿子，说:“不要靠老子，要自立。”嘱咐儿子速速回去，带领弟弟和家乡父老并肩抗敌。三兄弟先后参加了八路军。1948年我爱人二十二岁，公公到山东青州，父子才得相见相识。
　　公公晚年曾提及那张毕业照片，我爱人也希望能找到那张照片。我曾两次到公公的母校查档案，均未找到。2002年北师大百年校庆，在一本同学录上发现了那张照片。
　　公公的学历和精通英语，鲜为人知。公公生活简朴，平易近人，被认为是工农干部。一次公公重病住院，专家会诊时怕他知道病情，用英语商讨，公公说：“你们不要瞒我了。”专家们无不惊讶。有几个青年知识分子与他初次相见，以为遇到了“大老粗”，一经交谈，无不肃然起敬。
　　还有一张老照片值得一提。1934年公公第三次被捕，上海法国巡捕房给他拍了一张囚照，胸前有囚号。照片原件存上海敌伪档案中。 
 
照片1：1972年春节在干校，刘顺元和夫人鲍有荪与孙儿、孙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