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春林的父亲雷镭先生是我在坊镇中学上学时的语文老师，和我的伯父史克力是极要好的朋友。在春林的家里，我见到了一张合阳县坊镇中学1960年9月的全体教师合影（图1）。雷镭老师位于第一排左四，伯父则坐在第一排左边第二个位置。照片上的伯父显得那样苍老，特别是那双充满忧郁的眼睛让我心颤，要知道，伯父那时才刚刚四十出头啊！

伯父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七岁那年的正月，还不到五十岁的祖父便因病撒手人间。年仅二十八岁的祖母以柔弱之肩挑起家庭重担，赡养我的曾祖母，供伯父和我的父亲上学、娶亲，还要应付数不尽的支差、派款，饱尝艰辛。伯父从小忠厚老实，读书非常刻苦。抗战爆发敌机轰炸不止，他从蒲城尧山中学辍学，当了教书先生，先教小学，解放前夕当上了合阳县第二完全小学（坊镇小学）的校长。那时合阳全县仅有四所完全小学，设有高年级的完全小学的校长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三青团硬拉伯父当了一名区队附，这就为他后来的遭际埋下了祸根，尽管他只是埋头教书，并不热心参加什么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完小校长的伯父不但要管理学校，还要组织师生积极参加各种运动。二区区政府设在坊镇，每次开大会，会场里的大标语和对联的书写自然要由完小教师来承担。每逢这时，伯父心中总是乐滋滋的。我的父亲史克刚，1948年北上韩城进了随军南下的延安大学，1952年又到了设在三原永乐店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好几年没见，祖母很想念小儿子。这年夏天，伯父领着祖母和八岁的我，坐马车颠簸了几天先到华阴庙，再搭火车到西安。父亲专门请了假到西安，母子见面，高兴激动自不必说，三人在西安东大街的百宫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图2）。那天下雨；祖母穿着刚买来的小脚胶鞋，伯父和父亲的脚上沾满了泥泞，两人都摘掉了平日须臾不离的近视眼镜。父亲参加了革命，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心中充满了喜悦；伯父用“稍息”姿势站着；脸上没有笑容，显得很严肃。这是母子三人唯一的一张合影。

1953年春节刚过，伯父参加了渭南专署组织的小学校长春训会，在会上如实地交代了自己曾任三青团区队附的历史问题，因为态度老实，交代彻底，还受到了会议组织者的表扬，结论是“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这年秋季开学，伯父离开了离村五里、任教多年的坊镇小学，调到金水沟以西的王村完小当校长。王村在澄（城）合（阳）交界处，我家在县东黄河边，两处相距四十余里，还要翻一条大沟。因为路远，伯父很少回家，只是有时借到县城开会的机会，回来看看老人和孩子。1956年暑假，伯父又一次去渭南参加集训会，会后调回了坊镇小学，但已不再是校长，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代语文和地理课。我也在这一年考上了坊镇小学。伯父从渭南回来时给我买了一支蓝杆儿自来水笔，上面请修钢笔的刻上“史耀增升五年级纪念”，还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字和图案都涂成金色，作为对我的奖励。这在当时是个稀罕物件儿，惹得同学们羡慕了好久。

 

1962年暑假，我从合阳中学退学回到农村。第二年开春，村上便叫我到学校里教书。父亲在外工作，每次遇到大事我都要征求伯父的意见，这次自然也不例外。伯父稍微沉吟了一会儿，说：“不去！”接着又说：“记住；以后永远不要去教书。”大约是看出了我脸上的疑惑，伯父叹了一口气，说：“在咱们这小地方，教师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你想想，解放后哪一次运动不是从教师头上开刀？还是当个农民做庄稼省心。”打从小时候起，伯父就非常爱我，把我当成他的亲儿子看待，教我念书认字，关心我的成长，所以我对伯父十分尊重，他的话我没有不听的。此后每一次学校来人提及此事，我都坚决地拒绝了。

“文革”开始后，教师首当其冲。在全县中小学教师集训会上，伯父并未因“主动交代”和“老实交代”过历史问题而逃过此劫，被作为第一批牛鬼蛇神揪了出来。除了“三青团区队附”的历史问题，又加上了1961年“参与续修族谱，为封建主义招魂”的新罪行，受尽了折磨。他在“牛棚”里悄悄托人捎话给我：“家中所有的书画和来往信件不要看，统统烧掉。”看着来人惊惶失措的神色，说完话即匆匆离去的身影，我不敢怠慢，在灶膛里烧、在炕洞里烧，终于把那些可能成为伯父“罪证”的书籍、字画、信件和老照片全部付之一炬。

1971年冬天的一个黄昏，伯父让弟弟来叫我。到了那里，朝东的房子里已很昏暗，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伯父说那是坊镇中学革委会派来送他回家的同志。伯父说：“你们弟兄三个都在这里，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是历史反革命，戴上帽子回农村来了。你们都要和我划清界限。”

1974年正月初十天快亮时，伯母发现往常早早就醒来的伯父躺在被窝里一动未动，用手一摸，伯父的脚已经冰凉了。他是什么时候告别这个世界的，谁也不知道。听见母亲急促的呼唤，我忙披衣起床，匆匆赶到伯父住的西院里，只见伯父躺在被窝里，脸上十分平静，仿佛睡熟了一样。伯父就这样突然走了，那年他五十七岁，头上还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十年浩劫后落实政策，伯父获得平反，但还留了一条小小的尾巴。我找到伯父当年在坊镇中学的同事、我的班主任王天民老师，王老师当时负责教育系统落实政策的工作，在他的帮助下，伯父得到彻底平反。伯父的小儿子现增从县上领回伯父补发的三千多元工资时，我写信告诉在陕西省委党校工作的父亲史克刚。父亲在回信中沉痛地写道：“告诉现增，这钱要当事花，这是用你伯的命换来的！”
 

图一 教师合影

图二 母子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