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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谭炳训
1996-01-01 00:00:00 作者:谭天健 热度:8828℃ 收藏


图 1946年,作者一家在北平

父亲离开我们近五十年了,我对父亲的思念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相反却愈加强烈。这种思念往往和忏悔交织在一起,刺痛着我的心,使我流泪,使我心碎。窗外下起了鹅毛大雪,雪花是这样的洁白、纯净……
  我的父亲谭炳训出生在济南的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是济南八大家族之一,但到了祖父一代已经衰落了。祖父是一名律师,他对儿子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我的父亲中学毕业后,背着祖父只身一人跑到天津,考取了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北洋大学。从此走上了他自己选择的道路。
  父亲在学生时代已经显露出了他的才华和独特的个性。他信奉自我奋斗、科学救国。他不但钻研建筑工程专业,而且关心国家安危,思考如何建立公正的社会。他思想深沉,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看上去对人有些冷漠,但内心却充满了爱国和追求理想的热情。
  1931年父亲大学毕业。之后他在青岛工务局担任技正。同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国防建设的刍意》的文章。这篇文章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后来成为青岛中学的阅读教材。国民党元老黄甫也被这篇文章所打动,在北京召见了父亲。他认为父亲年轻有为,有才华,因而把他引见给了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从此父亲受到重用和提拔。我的母亲一直把登载这篇文章的报纸珍藏在家中,直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才丢失。
  1932年,父亲被提升为青岛市自来水厂厂长。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大学同学的妹妹,她年轻美貌,正在读美术专业,还是青岛市女子篮球队的成员,这就是我的母亲王淑琴。他们十分相爱并很快结了婚。
  1933年父亲调到北平,不久担任了北平市工务局局长,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局长。此时东北已沦陷,北平的局势日趋紧张,日伪活动日趋猖獗,爱国人士很难有立足之地。到了1935年,因庐山建设需要,父亲调到了庐山,就任庐山管理局局长,一直到1938年。父亲任职期间,修葺名胜,培植树木,进行各项新建设,为庐山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父亲非常关注局势的发展,他对日本的侵略极其愤慨,为了表述他“不忘国耻、抗日救亡”之志,他将一座新建的桥梁命名为“明耻桥”,并将其刻于桥心拱石上。2005年庐山管理局举办抗日图片展,将“明耻桥”题刻列为“庐山抗战遗迹”,是“抗日爱国将领及爱国志士”的十件石刻之一。
  父亲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结交了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他与宋美龄有良好的关系,并常与宋美龄一起参加庐山管理局咨询委员会的会议。有一次我们一家在山路上遇见宋美龄,她说我胖得可爱,就抱着我照了一张照片,可能还随便说了一句“干女儿”之类的话。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是那张照片和那一句话,成了我挨整的“罪证”。
  1938年,父亲调任江西省公路处处长,任所在赣州。我对父亲的最初记忆就是在赣州的时期。有一天家里买了两部儿童自行车,我和弟弟很高兴,爸爸在旁边教我们。我很快就学会了,但是不会上下车,爸爸就不停地抱我上下。从那天开始,我对自行车就有了特殊的感情,我觉得骑在车子上就像飞起来一样,太美妙了。后来,我的生活便一直与自行车为伴。在青岛上中学时,我每天骑车上学。每到星期天,父亲就教我检修擦洗自行车。工作以后,我更是离不开自行车了。直到现在退休了,我还是喜欢骑自行车购物。我特别喜欢骑在车子上的感觉,它既保留了我青少年时期那种飞驰冲刺的感觉,又包含了我步入老年后的深沉和自信,还夹带着我对父亲难以忘却的回忆。
  在赣州时期父亲很忙,但星期天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带我们到公园去玩。有一次我们在公园看见有人在罚跪,我们也好奇地围上去看。父亲说蒋经国年轻气盛,决心整顿社会风气,只要抓到了赌博的人,不管是谁都要在公园里罚跪示众,听说还有官员跪在那里呢。
  这一时期蒋经国在赣州任专员,他刚从苏联回国,正雄心勃勃,想大干一番事业。由于工作关系,父亲经常和他接触,他们年龄相仿,志趣相合,很谈得来。他们都主张坚决抗日,都希望科学救国,后来就成了好朋友。
  1942年,我们随父亲来到了重庆。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不久我们便搬到了郊区一个叫山洞的地方。那个地方美极了,除了少量的房子之外,几乎都是田野和山林。山上有一所教会学校,名叫圣光学校,我和弟弟天庐就在那里读书。放学之后我和同学就在田野里玩耍,采集各种植物标本。我们特别喜欢爬山,星期天经常爬到山顶,由山坡上向下滑。由于我们学校的学生经常在那里滑,后来居然把山坡滑成了一条天然的大滑梯。每到假期我们就渴望着去滑那个大滑梯。当时对小学生来讲,那就是最刺激的游戏了。
  这段时期,蒋经国的家也在重庆某郊区。有时星期天父亲带我们到他家去玩,一玩就是一整天,记得有一次还在他家住了一夜。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非常平易近人,她和我母亲很合得来,她们好像无话不谈。蒋方良说一口地道的宁波话,对中国的任何事情都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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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山洞有两个最好的朋友,就是陈诚的两个女儿陈幸和陈平。她们和我是同班同学,她们俩虽然差一岁,但同读一个年级。她们就住在我们家旁边,两家的院子是连在一起的,中间只隔了一道简易的篱笆,所以两家的孩子经常一起玩。总之,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天真快乐的时期了。
  然而,这一时期对父亲来说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当时他任交通部驿运管理处处长,并兼任中央经济建设委员会专员,负责抗战物资的运输工作。他工作很忙,一个星期只能回来一次,有时一次都回不来。他变得严肃起来,有时好像心事重重。星期天他也不再带我们出去玩了。而我们孩子有了自己的天地,也就不太亲近他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父亲的工作非常艰难。同时国民党内部也有各种斗争,父亲力主抗日,与妥协投降派产生了矛盾。此外他也不满国民党的一些官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贪污腐败现象,他甚至写文章批评这种现象,并抨击交通部长腐败无能。那时,正好发生了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变卖驿运处的汽油去了解放区的事件。交通部长借此事对父亲打击报复,要他个人赔偿全部油款,并取消了他赴英美的考察。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他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有一天父亲回家后很沉闷,饭后他把我抱在腿上说:“健健,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他反复给我说同样的话,我看到父亲是那样的无助,那样的沮丧,我难受极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总是那样地自信,那样地坚韧,这次我才知道他也有软弱的一面,无奈的时候。后来经过熊式辉的调解,这件事最后算是平息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又回到了北平,父亲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他这时精神好多了,又恢复了原来的活力。星期天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出去玩,有时去看名胜古迹,有时到野外郊游。记得有一次父亲特别高兴,他说他设计的北海公园的入口和大门完工了,要我们一起去看。我们去看了大门和入口,又游览了北海公园,最后到白塔下面的茶座里休息。那里有碗茶,还有小窝窝头,还可以鸟瞰整个北海,景色美极了。
  我们到北平后不久,就搬进了父亲自己设计的新房子。房子是中式的四合院,但也融入了西方的设计。我们几个小孩住在四合院右边的几间房子里。左边的几间房子都是放书的。父亲一生最爱买书看书,他的书专门请人分类编号,贴上标签,放在书架上,房子里的书架一排排放得很密,就像图书馆的书库一样。



图:1947年,作者一家在北平


  在北平这段时间的后期,有一件事情使父亲激动不已,那就是以胡适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北平组织了一个类似研讨会的组织。他们研讨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与前景,目的是启迪国人的民主意识,宣传中国必须走民主政治的道路。他们有时在我们家聚会,有时在其他地方。他们还轮流向社会各界作宣讲。父亲当时已看到科学救国行不通,要救国只有走民主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对这件事情特别积极,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大事。
  1948年初,北平举行国大代表选举。父亲对选举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曙光。他带着天庐高兴地亲自去投票,但他看到的却是国民党很多人在拉票贿选,感到非常失望。
  1948年,傅作义部队退守北平城区,在天坛建造临时机场,要求砍伐天坛树木,父亲认为天坛的树木是多年花费心血种植和培育起来的,绝不能砍伐。他亲自出面交涉,坚决抵制这种做法。后来父亲被迫引退上海。
  我们在上海住在一套普通的公寓里,父亲在一家土木建筑公司当顾问,我和弟妹们上学。这时 父亲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有三种选择:第一去台湾,第二去美国,第三留在大陆。去台湾他的确想过,而且蒋经国也多次邀请他去。但是他觉得去台湾会有什么前途?说不定台湾也很快被解放了。同时他看到国民党中的腐败现象,感到很失望,所以他认为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他认为最好的选择是去美国,那里有他的几个同学和朋友,而且去美国是最机动的,以后可以去台湾也可以回大陆。但关键是去美国需要一笔不少的钱。当时我们已是一大家人,孩子就有五个。父亲说他手头的钱已经不充裕了,即使到了美国,如果没有了钱,那怎么办呢?留在大陆他也犹豫过。但是他很注意研究共产党的政策,他每天夜里都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广播里经常强调建设新中国特别需要科学技术人才,并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喊话,说只要他们诚心为新中国服务,一切都可既往不咎。父亲说他的知识和技术是建设所需要的,他愿意为新中国服务,按政策共产党会用他的。所以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留下来。

在上海我们家的住处离巴金的住所很近,从窗子向外望去,穿过一个花园可以看到巴金的房子。有一天父亲说工人对巴金家停了水,原因是没有交水费。他说这么大的作家还交不起水费,真是可悲。后来父亲建议我给巴金写一封信,表示我对他的崇敬之意,我就写了。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不久我居然收到了巴金的回信,信虽简短,但非常亲切,我感动极了。
  1950年,父亲应聘担任山东大学土木系教授,这样我们就来到了青岛。到了青岛,父母亲都很高兴,因为青岛是母亲的老家。父亲对工作也比较满意。除了上课他又开始搞科研。他非常勤奋,有时我半夜起来,看见他还在写论文。
  父亲与学生的关系也很好。有一年除夕,他把没有回家的学生都请到家里来过年,学生们七手八脚地帮着包饺子,非常热闹。我们孩子们也特别高兴。
  1951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工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并清理旧知识分子中的少数反革命分子。1952年,山东大学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由于个人的经历,父亲自然成了运动的对象。开始他还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但随后形势便越来越紧张,他不得不一份又一份地写检查交代。他变得消沉了,同事之间也不敢再来往。后来又结合三反五反运动,要父亲交待他在北平工务局时的经济问题。父亲认为光凭记忆很难把账目弄清楚,而且有些账目不是他经手的,他无法说清。他提出了他的意见,但工作组说他不老实,态度恶劣。
  大约在1953年春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时正值政治运动的高潮,一天清早母亲发现父亲不在了,后来发现父亲上吊在房子后面的车房里,幸好被及时抢救了下来。
  后来我在车房的门口发现了父亲写的遗嘱,一张小小的纸条压在一块石头底下,只写了几句话。母亲看后把它烧了,告诉我们千万不能说父亲自杀,就说他生病了,因为当时自杀要罪加一等,是抗拒改造的表现。我看见父亲睡在床上,脖子上有一圈红红的伤痕。
  父亲的遗嘱虽然烧了,但我已经看过了。父亲在遗嘱里说:他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不能做违心的事情……父亲的话,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把它深藏在心底,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现在我愿意把它写出来,是因为我想写一个真实的父亲,也因为我认为我现在才真正理解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不肯违背良知的人,一个愿意为信仰而死的人,一个宁死而不肯低头的人。现在我可以想象得到,他当时做出这个抉择是多么的艰难和痛苦。那时我们姊妹兄弟五个都还小,我是最大的,才上高中。最小的弟弟比我小十二岁,而母亲只是一个家庭妇女。
  1954年我考入了复旦大学外文系,父亲很高兴,亲自送我上火车。我在上海读书的几年,父亲对我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几乎每星期都给我写信,问长问短,而我有什么想法也告诉他。当他知道我喜欢看课外书时,他告诉我:“你喜欢看书是一种很好的习惯,看书分两种看法,一种是精读,一种是浏览。古典文学作品多丰富要精读,时人著作则只可浏览。凡是启迪人的智慧,而不是主观武断地灌输一些教条和结论的都是好书。莎士比亚的著作就是前一种,流行的宣传剧本和小说就是后一种。”
  在生活方面父亲为我考虑的更是细致入微,他不时地给我寄些日用品,有一次他给我寄来一个蚊帐,里面还附有帐钩、钉子、小绳等物,信上还告诉我:“用螺丝钩或钉子和铜钩,可以使帐子高矮自由控制。”同时在信纸上又画了一个示意图。四十多年后我又看到这张图的时候,不禁流下了眼泪……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接着又发表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后来就扩大为肃反运动。父亲又一次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有一天,学校的几个干部来抄家,从晚上一直抄到第二天早上。最后他们好像没有抄出什么,拿走了一些书和文件,还拿走了家里的不少照片。
  1955年秋,父亲被逮捕。一年后才被释放,结论是“不以反革命论处,免于起诉”。父亲看上去瘦多了,精神也不好,还得了高血压。父亲对母亲说监狱里的生活很艰难,经常吃烂菜叶子,肚子饿得不行,蛔虫都饿得从嘴里爬出来。
  父亲又回到了原单位青岛工学院。那时正值院系调整,青岛工学院的土木系调整到西安冶金学院,于是我们家又搬到了西安。到了西安,父亲身体好多了,情绪也逐渐好起来。我们在甲种宿舍分到一套不错的房子,天晴的时候从窗子望出去,可以清晰地看到终南山。
  这段时间我也因病休学在家,因此有机会长时间和父亲在一起。上午我和父亲经常到大差市邮局寄信,然后到东大街吃豆腐脑,父亲最喜欢这种小吃。有时候我们还去革命公园,看打太极拳。在我回来之前父亲已经在那里学会了太极拳,我回家后父亲就在家里教我。直到现在我还有打太极拳的习惯,因为我感到打太极拳的时候,父亲的精神和我同在,父亲教我的话语好像还在耳边回响:含胸拔背,心平气和……
  大雁塔也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我们经常步行到那里。那时大雁塔的游客很少,我们经常来到塔下面的平台,那里有一个小茶馆,茶座都是露天的,我们要一壶菊花茶,坐在那里或看书或聊天,有时一坐就是一下午。这时我往往想起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图:1957年,作者与父亲谭炳训在西安

1957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实行开门整风,不但听取党内同志的意见,还要广泛听取党外人士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5月初,全国规模的开门整风运动全面开始了,冶金学院也开展了这一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使整个学校热闹起来。干部动员群众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发言。他们动员父亲在“民主讲坛”上发言,开始父亲不同意,他有顾虑。后来经过反复动员,又看了毛主席的讲话,他同意了。父亲可能讲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又谈到三权分立,说司法应该独立,他还谈到农民生活很苦,他说他曾到祭台村去做过调查,还拿出一些资料说明他的看法。后来我听说了父亲的发言,心里的确非常责怪他,心想他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还要到农村去调查。
  同年5月,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在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后来父亲对我说,毛主席原来的讲话与正式发表的文件有的提法不一样。他还拿两个文件对照给我看,他说:如果当时我知道有后面这个文件,我绝对不会在会上发言。他又说:我提出这些意见完全出于善意,希望共产党把国家治理好。这次我同情父亲了,因为他说的是事实,而且我想,怎么“言者无罪”变成“言者有罪”了呢?
  不久父亲被划成右派分子,后来又被定为极右分子。
  秋天,学校开学了,我又回到了上海。后来我知道父亲又一次自杀被救。1958年6月,父亲被逮捕。头几个月他被关在西安市的一个监狱里,和政治犯关在一起。家里的人曾去探视过他三次。第一次是母亲和天庐一起去的。那一次他看上去很憔悴、疲惫,但还是打起精神来说话。他主要关心孩子们的情况,一个一个地问,而对他自己所受的苦却只字不提。大约在8月份,母亲和妹妹天俊第二次去看他。这时他已瘦得不像样子,满脸的胡子有半尺多长。在他离开西安去铜川之前,母亲和二弟天驹去见了他最后一面。父亲专门问了天驹的学习情况,他说:可能上不成大学了吧,以后有机会还是上一下大学。
  后来父亲被送往陕西省铜川崔家沟煤矿劳动教养。劳教期间父亲可以写信回家。他要求家里寄报纸给他看,得到允许后,母亲每周都给他寄报纸。1959年春天,母亲奇怪地收到从铜川崔家沟煤矿退回来的报纸,上面写着:“查无此人,退回原处。”母亲还以为是搞错了,又寄了一次,还是同样的结果,这才知道出事了。母亲写信去问,答复是:“谭炳训已自杀身亡。”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母亲和天驹立即赶往铜川崔家沟煤矿询问情况。他们看了埋葬父亲的地方,就在公路边的坡地上。这一年的夏天,我和天庐都回到了西安,母亲说要再到铜川崔家沟煤矿去看坟,并要向煤矿领导提出一些要求。那里的领导对我们很客气,又带我们去看了埋葬父亲的地方。母亲说这个地方太不好了,要迁到一个比较平稳安全的地方,并立一个石头标记,刻上姓名,以便以后取回遗骨。领导都一一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后来商定第二天夜里迁坟,因为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要十二点以后才能进行。当时只同意母亲一个人参加整个过程,后来因考虑母亲爬山困难,才同意弟弟搀扶她,这样就我一个人留在住所。半夜万籁俱寂,我一个人对着油灯坐在那里,我似乎感到阴风阵阵吹来,看着一闪一闪的油灯,我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悲痛。
  第二天,我们要离开了,领导答应尽快在坟前立一个石头标记。临走前母亲说要再去看一下坟,做个告别。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那是山上一块很平坦的地方,周围有很多小树,母亲采了些野花放在坟堆上,她暗自流着眼泪……母亲生性刚强,从不嚎啕大哭,甚至在我们面前都很少流泪,但是这一次她禁不住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1979年7月,陕西省公安局批发了“关于撤销对谭炳训逮捕、劳动教养的批复”。这一迟到的平反使我思绪万千,悲痛不已。1990年始,天庐在青岛开始收集和整理父亲的生平事迹,后来我也帮他整理。在这过程中,我萌发了写回忆的想法,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写我所了解的父亲,把多年萦绕在我心中的想法写出来。我想,如果我不写,有的事情我死后就没有人知道了。于是我决定写出我所知道的真实的父亲,倾诉我对父亲的无限亲情。
  我含着眼泪写完了这篇回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知道该如何结尾。就让我引用1990年版父亲生平事迹第一稿的最后两段作为结束吧:
  “父亲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闪光的一生,也是悲壮的一生。他一生追求真理,忧国忧民,努力探索科学救国、民主救国的道路,为中国的工程建设、抗日战争及工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父亲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爱国爱民、追求真理、奋斗不息、刚毅不屈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前进。我们深深地怀念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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