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记事起，我和弟兄几个就同爷爷睡一个炕头。那时爷爷也就一个普通农村老头儿，通身一副农民模样。然而在爷爷屋里，斑驳变黄的土墙上却挂着一幅他在香港当警察时的老照片，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与眼前的爷爷判若两人。

    爷爷叫杨锡珠，1901年出生在刘公岛对岸的杨滩里（1911年更名为杨家滩），家里弟兄四个。听父亲讲，当年老太爷种地的同时，兼跑点小生意，但也很难为四个儿子置办家业，就跑到北京为大户人家挑水。一连挑了十几年，攒了点钱为四个儿子置下几十亩地。直到1920年爷爷结婚时，他还在伙里过日子。

    爷爷性格温和，善解人意，对新事物很有兴趣，却对田里活不上心。他喜欢热闹，爱听书看戏，结了婚也捆不住心，所以婚后好长时间没有孩子。家里弟兄成家后，三窝两旮，兄弟妯娌各有个性，挤一起过日子很难，所以20世纪20年代初，香港来威海招警察，他就想去香港闯闯。

 杨锡珠辞职返乡前，于香港梅地亚影楼的留影。摄于20世纪20年代末。

九龙一带的足迹

早期的威海卫警察都被送到新界驻守，比如青山、凹头、落马洲和平洲。但我小时听爷爷讲他的香港故事，从未听到这些名字，听到频率最高的反倒是九龙、油麻地、尖沙咀。所以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时，这些地方我都去转了转，寻找爷爷当年的足迹。

    当年香港大罢工之后，九龙一带秩序很乱，爷爷就是在这时候走进这一带从警的。关于这段往事，他讲得有声有色，惊心动魄，每次行动都能抓到些违法乱纪的，但他最不理解的是，抓回来不几天就全放了。

    气候、饮食、语言是威海人到香港必过的三关。爷爷是个豁达随和不善计较却又精明的人。他常讲，面对生活的不习惯有人骂娘，他就半玩笑半劝解：忍着点，海蜇过河随大流，人家能吃咱就能吃，爱吃多吃不爱吃少吃。场面上的公差和私底下同伙之间，他总让着别人，人随和干事却不马虎，精俏麻利，所以大家都喜欢同他一起办差。

    在香港，爷爷唯一嗜好就是喝酒交朋友，一到年关节假，几个小兄弟就凑一起喝两盅。谁若有了事，大家相互帮忙。爷爷常讲他有个伙伴人小老实，常被一个人高马大的警察欺负，每次都是爷爷给他撑腰。有一次他们几个在一起喝酒，那个大个子又来挑衅这个小警察，爷爷冲上去撂倒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那大个子没想到爷爷出手这么狠，当场就草鸡了，从此见了小警察老老实实，大家对爷爷也敬重三分。

    爷爷的职责是到街市上维护秩序。当时不论菜摊海鲜摊，都是清一色挑小挑的，按规定扁担一律横架在筐两边竖立的竹子挑系上，违反罚款，重者取缔。有的警察心术不正，小贩就给点好处。轮到爷爷执勤，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悄无声响地拾起扁担给架上。开始小贩们不留意，后来就给他塞钱，他坚决不要。小贩背后就犯嘀咕：这小子可能更坏，小钱不要，可能想吃大的。但爷爷照常如故，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好人。

    爷爷到香港一年左右，家里来信说二哥在家常闹事，爷爷就帮他在码头上找了份扛袋的力气活。初来时一切新鲜，二爷还算规矩。后来手里攒了几个钱就又进了酒馆，一沾酒就旧病复发，打架斗殴。有一天他重伤了一个小痞子，人家找到黑社会报复。爷爷立马找人把他藏到一艘货船仓底下转道大连跑回家，行李爷爷随后发回来。结果收到后他发现值钱的东西都丢了，就闹腾着把家分了。消息传到香港，爷爷受不了了，原来奶奶一个人在伙里过还有个照应，分开了她怎么过，他就决定退役还乡，当时三年服役期只剩下四个月。上司对爷爷很满意，就叫他回家住几个月，再把家眷带来，但爷爷还是选择了辞职回乡。

杨锡珠夫妇与孙辈合影，后排左二为作者。

还乡后不属地道庄稼人

农民住家过日子，男人最大责任是看好庄稼地，爷爷尽管心地善良、明事达理，但严格讲他不是个好农民。分家后，老人和他一起过，他分到十三亩地，加上老人的十亩养老地，合起来有二十三亩。回乡之初，他也曾收了年轻时的心气，支门头过日子，但是不多久二爷就自杀了，爷爷因此精神沉沦，原来的两个爱好也更突出了：听戏、喝酒。三天两头找朋友到威海听戏，完了就喝酒。而且还自己跑去买了套锣鼓乐器放家里，定期召集人来家又拉又唱，完了还是喝酒。

    爷爷回来的第二年我大伯出生，1930年父亲出生，后来又有了两个姑姑。家口多了，爷爷还是又喝酒又听戏。没钱花，就搜罗家里的粮食换酒，粮食没了就开始卖地，没几年就卖光了。后来又要卖老人的养老田，老人坚决不让卖才保住了。因为他对庄稼地不上心，父亲十三岁就下田，很快就把庄稼地里活全担了起来。后来每当说起卖地这档事儿，爷爷总是胡子一捋：“当年多亏喝酒把地剁罗光了，要不咱家非被打成地主富农不可！”

1946年入党，还干过村长

其实爷爷讲得也对，正是因为没了地，变成穷光蛋，竟然使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1945年威海解放，爷爷正值中年，没有地也就没钱喝酒，就和一些中青年人在家里开展些进步娱乐活动。他人缘好，又有在香港干警察的底子，因而引起上级和村里的关注，就慢慢发展成党员。

    当时威海作为海防前线，战备任务很重，村里因各种原因，干部变化又很快。爷爷是新党员，经区里同意就指定他干村长。当时的书记也是新上来的，能说会道有文化，后来被人诬告遭撤职查办。这样很多事就压到爷爷身上。当时形势复杂，作为一村主政者必须敢于斗争，而这正是他的弱项，老好人一个，所以慢慢就退下来。我记事时，每当爷爷讲起这段历史，他总是津津乐道：那时村里很复杂，许多人脑瓜子别在裤腰带上，提心吊胆怕人陷害，咱不怕，因为咱没干过亏心事。

    我兄弟姊妹七个。在六七十年代，老大和老四参军入伍，老三被推选为工农兵大学生，小老五当上中学老师，我也被选进市革委当秘书苗子培养。虽然我们兄弟没有大出息和作为，但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里也很出眼，这与家教和爷爷的日常教育直接相关，我们兄弟至今对爷爷充满感情。
    1982年爷爷走了，享年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