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国耻纪念日，我就情不自禁地感到一阵阵刻骨铭心的痛楚。每当日本的右翼势力发出否认侵略中国的叫嚣时，我和我的同代人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旅大时的暴戾罪行的记忆，就愈加清晰。日本对旅大地区的殖民统治，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算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经过了40年。
　　我在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当了17年的“亡国奴”。过去人们可以从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知道一些被日本统治14年的“满洲国”魔爪下中国人的屈辱和痛苦生活，但在被划为日本版图40年、有60万中国人口的“关东州”的旅大地区，其统治手段更为残酷。日本对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推行的是奴化教育方针，我于1941年进入“大连商业讲习所（六个班中有两个班称做“南满商业学院”），所学的课程包括政治、历史、地理、修身等内容。教材（包括数理化和音乐）是日文，授课是日本话，教员是日本人；只有《孟子》和少数古文课是中国教员。学校严格规定学生统一着装，扎绑腿，戴“战斗帽”，胸前佩戴姓名和年级布条，过日本节日，伦理道德和学校秩序基本上实行日本学校的一套。教员可以训斥和打学生，高年级学生可以训斥和打低年级学生。每天课前举行“朝会”，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宣读日本天皇诏书，面向东方遥拜，行45度弯腰礼，接着要听日本校长“稻叶”、副校长“赤池”的训话。每月8日，我们还要被强迫到中央公园的“忠灵塔”举行参拜仪式，为了发泄不满，我们只能在喊“万岁万岁”时按照日语谐音喊“棺材棺材”。
　　日本的奴化教育虽然起到一定作用，但不可能完全征服人心。从1944年上半年开始，日本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屡遭败绩，经济和军事实力捉襟见肘，于是便实行“勤劳奉仕”的强力政策，把中学生当成劳动力使用。我们被驱使到码头扛麻袋包（内装黄豆等农产品），每包有几十斤重，到机车厂擦洗火车头。从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我们又被强迫到大连造船厂（当时称“船渠”）当苦工。我和同学吕士友被分配到锻工车间。当时车间分三部分人，一是原有工人，工资很低，生活得不到保障；二是被抓来的一般劳工，待遇更凄惨；再就是我们“勤劳奉仕”的中学生，生活状况好些，每月还配给几斤大米。有一次翻砂车间发生了工伤事故，我和吕士友急忙跑去，只见车床上有一节被轧断的血淋淋的手指，伤者面无血色，他的哥哥蹲在一边哭泣。日本工头并不积极将伤者送去治疗，我们和工人都敢怒不敢言，十分痛恨日本工头的狠毒。有一天吕士友对我说：“我们不能每天这样卖力气干活，得想想办法对付。”我问：“有什么好办法？”我们经过商量认为，惟一可行的是“磨洋工”，糊弄那个叫“三枝”的日本大工头和绰号叫“臭鳖子”的日本小工头。于是我们拿着工具佯装到外面有事，轮流到仓库木材板堆的顶端上睡觉，有时到车间外隐蔽处一辆破损小汽车里看书。我们同情工人，工人怜悯我们，我曾多次帮助一名叫田华秋的工人，用饭盒偷拿车床削刀，让他卖掉后糊口（工人出厂被搜身，学生不搜身）。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冰心、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作品，是我们重要的精神食粮。有一次我因为偷看郭沫若的《落叶》，被日本工头发现叫到办公室罚站审问，并让一个同学当翻释，检查书中是否有“反满抗日”的危险内容，那位同学自然庇护了我。还有一次，我的挎包里带着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险些被检查出来，急得我直出冷汗。
　　1944年8月间，长我们一岁的同学鲁胡春，从山东老家得知一些八路军抗战的信息，他对我说：“不当亡国奴，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到山东老家参加抗日队伍。”他准备先回烟台念中学，然后设法投八路军打日本鬼子，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一起漂洋过海到山东去。我的父母去世早，住在哥哥家中，哥哥得知这个消息后大惊失色，坚决不同意我出走，吕士友也认为此行问题太多。鲁胡春赴烟台前，一些要好的同学在他的纪念册上写下赠言，送别这个亡国奴同学中最早的“先知先觉”者。
　　在亡国奴同学中，我和王凡、李文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另一个“三角”关系。我们三人是一个自由小圈子，思想一致，无所不谈。王凡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少年在济南度过，读书丰富，政治成熟，头脑清醒，文学修养也好。我们有时逛日本旧书店，他们经常买些日本左翼作家大衫荣、河上肇、小林多喜二、金子洋文、夏目漱石等人的书籍。由于购买进步书籍比较多，有一次引起了日本便衣特务的盯梢，闹了一场虚惊。中国学生有时要从日文书籍中看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获取一些精神寄托，真是一种时代的悲哀。
　　1945年上半年，日本的军事败局已定，美国B29型飞机经常轰炸“船渠”。有一天，几个同学在教室议论报纸的一条消息：塞班岛被美军占领，大批日军“玉碎”（战死）。同学们喜形于色，说：日本打败仗了，快完蛋了！6月3日,年仅17岁的王凡勇敢地写下了诗歌《万里长城》：
　　长城啊！惟一的长城！你横卧在漠北的荒原，像一条灰色的古蛇。遍体鳞伤的蜿蜒在旷阔的山河。你曾是中华的堡垒，你曾是中华的边疆。你象征我们民气的轩昂，你点缀我们国土的雄壮。在背后有天山沉睡,在胸前有黄河奔腾。你听着渤海的涛响，你望着戈壁的沙风。伟大的长城！你庞然的巨躯，遍历了中华的半壁江山。从昔至今，你与这土地上的民族同历沧桑。你看过了多少的风尘故事——阿房宫的繁华梦，紫禁城的衰落史。二千年的生涯中，你走尽了多少朝代，你迎送了多少帝王。伟大的长城！只有你禁得起这些折磨。长城啊，我们的光荣，你是五千年文化的表记，你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成绩，我们的光荣！我们的矜持！什么开罗的金字塔，什么巴黎的凯旋门，世上有了你，这一切都失了光彩。印度的寺院，罗马的宫殿，在你面前也只有现出他们的渺小。长城啊！有了伟大的你，我何须去羡慕什么伦敦塔！什么摩天楼！我们已经有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你！

照片说明： 三个“亡国奴”摄于1943年。左起：鲁胡春、吕士友、刘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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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是在王凡1995年8月逝世后，我从他的老伴白莹同志处抄录的。
　　李文旗思想深邃，文笔优美，在“勤劳奉仕”中，李文旗和王凡同样采用“磨洋工”办法对付日本工头。当时他们常执一台气钻在钢板上打孔，久了便学会一些使钻机停钻和让钻机损坏的办法，两个人便趁机坐在一边休息，日本工头来了便报告说“机器不转了”，工头也无可奈何。
　　在日本统治下，多数中国学生和知识青年除了偷阅中国书籍外，有人自发地编辑出版手抄和油印小型刊物。同学李士珊的哥哥李士珍是一位有头脑的知识青年，接受进步思想。1942年，他联络志同道合的王玉枝、周继善等发起了一个“信友”组织，发展了十几名青年，李士珊、李文旗和我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在存在的半年内，进行过两次聚会活动，共出版了三期《信友》（第三期未成册），大部分文章都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虽然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激烈的言词，但都反映了对当时现实的不满。李士珊写了杂文《过去·现在·将来》，直抒了当时的苦闷胸臆，李文旗写了反映亡国奴学生生活的片断，我写了反映被迫卖身妇女的悲惨生活的短诗《神女》。由于日本当局严禁中国青年的结社活动，《信友》只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日本投降后，李士珍赴北平在民国大学工作，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建国后在公安部门工作，2002年去世。
　　在日本40年殖民统治中，中国学生同日本学生、日本教员之间，思想上是对立甚至是仇视的。在日本当局的眼中，大部分中国学生是“反满抗日”的，是“危险”的，中国学生通常称谓日本人为“日本狗子”、“小鼻子”和“鬼子”。中国学生同日本学生之间，经常发生小规模斗殴事件。由于中国学生多，斗志高，几乎每次斗殴都是中国学生取胜。在我的记忆中，同学刘朝玺、高汉三、于兰瑞、车春台、王新恺、鲁胡春、吕士友等都曾参加过。当时我家经营一个小店铺，店员孙吉盛、秦日化、班锡山曾被抓去当劳工，遭了不少罪，回到店里后经常向我诉苦。当时从胶东地区和延安派到旅大地区开辟工作的我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一批党员 遭到杀害。有一次，一个汉奸到我家店铺敲诈，我哥哥顶了几句，他竟然指着哥哥说：“码头放火你是不是参加了？”吓得大家都不敢吭声。旅大人民渴望解放的心情十分迫切。一次，西岗区电影院放映电影《为谁辛苦为谁忙》，结尾时银幕上出现了一面中国国旗，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在场的日本警察恼羞成怒，打了鼓掌的中国人。
　　日本当局所建立的旅顺监狱，关押了大批所谓“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至1945年达一千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至1945年，被各种酷刑折磨致死和被绞死的达七百多人。其中有的被秘密送到哈尔滨731细菌部队进行活体试验。住在西岗区的小贩盛桂题、盛品臣，便被抓到731部队害死。除旅顺监狱外，其他大小监狱和拘留所遍布旅大各地，常常人满为患。
　　1944年12月，冀热辽解放区第四专员公署根据当时战事的发展，派遣干部胡毅明（胡富年）、木林（刘鸿禧）秘密赴大连潜伏，准备团结发动爱国青年开展抗日斗争，以配合人民军队的反攻，迎接旅大解放。他们来连后，于1945年5月成立了“辽东半岛抗日救国会”，秘密发展地下组织。一天，同学马福德约我和吕士友参加“辽东半岛抗日救国会”召开的会议，到会的有男女学生七八个人，除我们外还有姚士兴、高文清、安翠娥等。会议是在北岗子高文清家的小平房召开的，显得非常神秘。召集人分析了战局形势和日本的困境，提出一旦形势发生变化，爱国青年一定要投入抗日斗争。他布置的工作任务很具体，包括搜集日本的军事情报、“关东州厅”等机构的组织系统表及负责人名单，以及汉奸、特务和狗腿子的名单及活动情况等。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离日本投降只有几个月，工作虽然布置了不少，但已经来不及干什么了，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此事虽然只是虚晃一枪，不了了之，但我们总算参加了一次抗日活动，回忆起来还是很难忘的。
 
 
　　鲁胡春1944年8月赴烟台上了半年中学后，即于次年2月在山东昆嵛山区参加了八路军，经抗日大学学习后被分配到华东野战军第27军。先后参加了上海、济南、孟良崮、淮海等重大战役及抗美援朝，负过伤，曾九次立功。后在总政、国防大学工作，80年代离休。我和吕士友于1947年9月随同一百多人的队伍，乘上一条机帆船跨越黄海，穿过朝鲜土地，投入了东北民主联军。吕士友有四个姐妹，是家中惟一的男孩，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顾双亲的苦劝而出走，参军后分配到第四野战军44军基层连队，先后参加了四平、辽沈、天津、广州、汕头等战役，在解放内伶仃岛战斗中负过伤，立过两大功。他于1965年从海军转业到六机部工作，1985年离休。我参军后，作为军事记者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广西战役，以及抗美援朝、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进行战地采访。1985年从解放军报社离休。据《中共大连地方党史资料》记载，自1946年11月起，共有1042名旅大青年参军参战。同吕士友一起分配到388团的10人中，就有4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牺牲得非常壮烈。
　　王凡于1945年参加工作，次年入党，先后在《人民呼声》、《大连日报》担任领导工作，“文革”后到大连文联工作，1995年8月去世。李文旗于日本投降后即分配到大连广播电台任副台长，工作业绩显著，1985年离休。李士珊也曾在大连广播电台工作。遗憾的是，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中，遭到党内左倾思潮的迫害。这也是难以逃脱的时代的痕迹。

照片说明：1965年，三个“亡国奴”在北京相会。左起：鲁胡春、吕士友、刘道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