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知青”，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而“下放干部”比起“知青”则逊色多了，知道的人不多。无怪当我写此文，提到农村时，一位50出头的阿姨问我：“你也是知青?”我答以“我是知青他妈”。她听后仍疑惑不解，想你这把年纪，70多岁了，为啥也曾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年的“下放”还不能与今日“下岗”同日而语，区别在于“放”下去还可以“收”上来。事后想来，“放”有“存放”的意思。从机构编制的数目上看，在编人员少了，走了一批“存放”在农村。当然机构精减了，从财务上看，并未减少，因为“下放干部”工资照领。这种精减有何特殊意义？是编外的精减？还是编内(对人)的改造或者兼而有之？至今搞不懂。
　　1956年，南京航空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为支援大西北奉命内迁西安(交大有一小部分抗旨未迁)，南航改为西安航空学院，后又与西北工学院合并，再度易名为西北工业大学至今。
　　1957年冬“反右”还在扫尾时期，西航党委就积极执行中央指示，开大会动员知识分子分期分批去农村，实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政策，说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厚爱，是改造思想的最佳途径。时值“反右”接近尾声，谁又愿意扩大到那5%里去呢?于是人人争先恐后，违心地表示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和培养，自己应该第一批去农村。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谁去谁不去，党支部早已拟好了名单。
　　1957年底，党委副书记陈力同志找我谈话：“你爱人因工作需要，暂时不去农村，你先去，有什么意见？”他很客气，话也不多，我能有什么意见？“态”是自己表的，言行总要一致！再说敢有意见吗？陈力原是位师级干部，40岁出头，到大学工作，是因为身体不太好。他研究哲学，爱写作，说话直率，没有架子。可惜几年后，因肺癌过早去世了。
　　下放人员确定了，各单位给首批值得“培养”的干部戴上大红花，背上行李，坐上大卡车，浩浩荡荡开往广阔天地。
　　到底什么人才符合“下放”条件呢？就当年西安航空学院而言，我的主观分析是，凡符合以下条件的，都应在“下放”之列。
　　一、犯错误的：包括已定案的右派分子和组织上认为思想右倾的。
　　二、从阶级观点出发：西航属国防学校，凡出身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都不适宜在该校工作。
　　三、一边倒的政策：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下，一切向苏联学习，教英语的老师几乎全部下放。
　　四、精减机构：真正多余的行政干部和一些教学辅助人员。
　　我出身资产阶级，有海外关系，据说思想还“右倾”，符合三个条件，还能不下放？
　　我去的西安城郊曲江池乡，当年是王孙公子游乐之地，据说唐代时可与南京秦淮河媲美，现今美景已成幻梦，农田万顷，代替了潺潺江水。公社化后，记得改叫三兆公社，包括九个生产大队。当时西安惟一的火化场及三兆公墓就在这里，西航的全部“下放干部”就安置在这九个生产大队里。
　　我被分配到三兆大队第二生产小队，简称二队，靠近大队东门。九个生产大队中，它最远，回家一趟步行几十里。此外，它地势最高，条件最差。这里吃水是个大问题，井深一二十丈，打水时，必须二人合作，一个摇辘辘，一个蹲在井边往上提井绳，水倒出后，下桶时让辘辘自行反转。我初到此，有些害怕，因为井深辘把长，绳索绕了无数圈，空桶下得愈深，辘把转得愈快，若不小心被辘把打一下，后果不堪设想。老乡们打一次水吃四五天，因此家家都备有两个储水的大缸。

图① 早上，作者（右）与顾榴珍准备出工。前面的小孩是作者4岁的儿子。


图② 今天打“牙祭”，吃大米饭。


图③ 与下放干部中的男同志共同劳动。后立者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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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队东面有一个人工挖掘的池子，约一百平米，一人深，乡亲们称“涝池”，用以积蓄雨水。池水呈绿色，功能颇多：牲口饮水，洗衣，夏天孩子们泡澡均在此池内。我们每两周可回家一次，衣服都带回家洗，记得我在此池内只洗过一次衣服。
　　细看池水，可发现不少小虫，奇怪的是池水易去垢，不用肥皂衣服也可以洗净。如天公不作美，长期无雨，“涝池”则变“干池”，牲口饮水成大问题；水井有时也干涸，社员饮水靠卡车从西安市运来，定量分配，所幸我在三兆一年多，未碰上过此情景。
　　三兆公墓离三兆大队约一里之遥。每个骨灰盒埋下去，覆盖一个约五十厘米直径的小土堆，排列整齐。冬天大雪纷飞，经久不化，看上去像一个个大白馒头。社员外出办事晚归，路过公墓，引吭吼唱“秦腔”以壮胆。
　　去三兆大队，稍绕一点路，可以去拜见戏文中人人皆知的“王宝钏守寒”的窑洞，1950年代末期的“寒窑”，是一孔不大的窑洞，里面黑漆漆的，有一尊泥塑的王宝钏像，窑洞门前七八米，种有两棵穿天杨，树干约三四十厘米粗，树高约七八丈，老乡们告知是现代某名人种的，可惜已记不得名字。
　　三兆大队第一、二生产小队，共安置12名“下放干部”，我与顾榴珍属第二队，住在队上原来放置杂物的一间小屋。小屋约7平米，内有一个多年不曾烧过的小炕，刚好可供二人睡，后来队长又找来一张摇晃的方桌，我们用带来的报纸把靠炕的一面土墙糊了半截，又把木格子窗糊上白纸，就算“装修”停当了。西北农村，一家人睡一个大炕。我们无法与老乡同住一个屋檐下，“同住”虚有其名。
　　小屋的门关不严实，晚上把那张破桌拉去抵门。西北蝎子多，晚上灯一吹灭，常听到蝎子爬在报纸上，发出的声音。一想到它头上的大钳，尾部上翘的毒钩，常常恐怖得长久不能入睡。某晚炕忽然塌了，好在只塌了一边，又不是冬天，未烧炕，赶紧爬起来，未受伤害。
　　不几天，队长就让我与顾榴珍固定在一家吃饭，这家经济状况看来比较宽裕，成份是中农，有一人在城里工作，有固定工资。看来这是队长对我们的照顾。又过不久，学校来了通知：所有下放干部自己开伙，啥原因，不知道，至此，“三同”就只剩下“同劳动”了。
　　一队与二队组成一个伙食组，共12人。购置了两个大水缸和铁锅、铁铲、铁勺、菜刀，队里给块大木板，炊具就齐全了。碗筷自备，轮流做饭，一人一天。那时粮食定量，城市居民每月30斤，下放干部每月多两三斤。蔬菜基本没有，队里给的粮食以玉米面为主，搭配很少麦面，米就更少了。我们12人全是南方人，不会擀面条，也不会蒸馍。刚自己开伙时，听老乡说蒸玉米面馍，先要用开水发面，我想学做，开水一倒进去，就用手去和面，面粉粘在手上，甩也甩不掉，手也烫红了。只好捏成一个个面团，压一压放在锅里烙成小饼，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有时自己掏钱把玉米面做成小汤圆下在锅里，味道也不错。偶尔吃顿米饭就算打“牙祭”了。
　　开始做饭还要过一道难关，就是烧锅。农民烧的是队上分配的棉秸之类，我们没有，我们烧的是买来的煤屑。这可是个技术活。先将一小铲煤屑倒在小坑里拌上水使其湿润，一手拉风箱，一手将湿煤屑一小铲、一小铲放置引火柴上，不停地拉风箱不停地拌煤屑。煤屑只能放在锅底正中，离锅底约15厘米，否则会浪费火力。烧开一大锅水，要好几十分钟。刚开始手忙脚乱，直想掉泪，时间久了，听到风箱有节奏的“扑哧”声，倒排遣了寂寞。晚饭后，再烧一大锅水，12个人，每人一暖瓶，供一天的吃用。围着锅台转上一天，比上工还累。
　　我与顾榴 珍在妇女队长领导下随妇女们出工。但我们与她们有些不同，有的农活妇女们是不干的，如犁地、扬粪、扬场、赶大车等，因此工分也不相同，男劳力一天全工十分，妇女最多八分。那个年代家里要没男劳力，是够可怜的。
　　妇女们不出工的时候，可做些家务，干些自留地里的农活(公社化前)，而我们是来锻炼的，妇女不出工时，我们就与男同志一同干，除了下雨，天天都要出工。
　　下农村前，学校领导就指示，第一年我们照领工资，第二年就与农民一样，靠工分吃饭。有的女同志思想包袱很重，坐在炕上流泪，说自己是编外人员，将来肯定回不了学校（事实上学校对部分编外人员还是一管到底）。我当时没有想太多，对要靠“工分”吃饭有些考虑，但几个月后，就逐渐淡忘了。
　　二队妇女队长四十来岁，不识字，她有一枚印章，这就象征着权力。遇到难解决的事，她总要求我与老顾出面调解。我们原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但乡亲们对我们都很信任。从我们来的那天起，他们就知道我们住不长。纯朴的乡亲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
赶大车本是男劳力的活。西北农村用大车往地里送肥，某天骡马皆下地了，无多余骡马来驾辕，妇女们自告奋勇，一拥而上，争着驾辕送粪。如有牲口驾辕，一个男劳力就够了，现在是人驾辕，顶多三个也就够了，哪用得了十几个人？妇女队长要我和老顾拿主意，老顾说：“都去，只是工分平摊，不多。”不多总有“分”呀！送粪大军嘻嘻哈哈开拔了，地少人多，农活有限，“工分”就是命根子。
　　1958年事情最多，大跃进、大炼钢铁、除四害、扫盲、放卫星、共产风，下放干部们全赶上了。1959年开春后，“存放”在农村的干部被陆续调回学校，也有的被调到了别的单位。

 
图④ 带着儿子学犁地

 
图⑤ 纯朴的乡亲们盼望着美好的明天。

 
图⑥ 作者的爱人唐致中（后排右一）带儿子来探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