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摄于32年前“文革”期间的照片，曾经被“禁闭”五年之久，不敢让外人知道。在不堪回首、倍感压抑的年代，一个普通家庭藏有身着西装者的照片，肯定有里通外国之嫌。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我才敢把它贴在相册中。
　　着西装的这位仁兄是笔者亲戚、久居马来西亚的爱国华侨。1971年他首次回国省亲，家人喜忧参半。当时中马尚未建交，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浪中，突然冒出个海外来客，如何向组织“交代”，实在让人伤透脑筋。
　　仁兄知道当时国内正在“兴无灭资”，特意在中转地香港购得一套“道具”——蓝涤纶毛式制服，以便“入乡随俗”。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大陆办事，着西装往往更便当。例如在天津著名饭庄——山东馆登赢楼(那时已更名井冈山食堂)聚餐时，虽然未出示任何证件，服务员一看他身着　　西装，肩挎相机，马上开了包间。去华侨商店购物时，他凭借这身西装，买毛巾、床单可以不收布票，我们身着大陆制服的亲友却被挡驾店门外“等候”。当时物资极端匮乏，仁兄清楚我们生活艰苦，登机回国时，顺手抓了一把人家替下来的衣服：的确良白衬衫、裤缝笔直的化纤西裤赠送亲友。家人对“赠品”如获至宝，心灵手巧的妻将一件旧白的确良衬衫改制成一件童上衣，还在胸前绣上花卉。女儿穿上这件“舶来品”，反响果然非凡，周围人都投以羡慕的目光。
　　那年月“与人斗，其乐无穷”，各行各业下班后再加班“学习”。这可苦了双职工，孩子在托儿所嗷嗷待哺，心里再急也得耐住性子。多年的封闭，使我对“那边”既生疏又好奇。我曾天真地问：“你们晚上开会学习吗？”“开什么会！学习什么！老板要加红包的。”仁兄认真地回答。我听后瞠目结舌。
　　那个年代的都市人，男女一律着蓝黑色制服。“文革”中增添一个新品种——红卫兵的“绿军装”(坦白地说，我当时就不明缘由地对这种“绿军装”不感丝毫兴趣)。照片上的人为了这次难得的会面，作了精心打扮。我和妻(分列后排左右)穿的是当时“小资”们都喜爱的灰卡其布制服。因为是跟海外来客合影(照片也是在海外洗印的)，大家都没佩带像章。
　　海外来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是母亲不得不主动去街道革委会交代问题：华侨是贫农出身，思想左倾，出洋只是为了谋生。抗战期间，他曾与著名文化人郁达夫共居防空洞……
　　巴金说过：“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主人。”但愿那段历史不再在人间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