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岁月，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太惨烈太充满血腥气了，被故意尘封在心底，不敢去触动它。
　　最令我痛心的，是在“文革”的最后一年，我的爱妻梅萍离开了我。

她是我的精神支柱

在“文革”里，妻与我相濡以沫，是我精神上的支柱。
　　记得是1975年的秋天，“文革”已经进入了第九个年头，时局比较安定了。我回上海度假，那天下午正和梅萍并肩坐在沙发上说闲话，不知怎地忽然说起生死的事情。梅萍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永芳，如果说死，我不能死在你的前面。你为人太老实，又是直肚肠，那些人情世故，你一直到现在也不懂，这些年如果不是我在一边经常提醒你，不知你还要吃多少亏！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走在你前面，我真担心你。没有了我，你该怎么办呀？
　　是的。在“文革”的艰难岁月里，如果没有妻的精神支撑，恐怕我早已经离开人世了。
　　有时我很奇怪，梅萍并没有读很多书，因为与我结婚，她读到高中就辍学了。后来因为孩子多，她又离开职业，回到厨房里，做了几十年的家庭主妇，可是她非常聪慧，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她的见识往往在我这个书呆子之上。

她向造反派大声抗辩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我就陷入极大的精神恐慌之中。
　　那时，每天每夜，我都处于极度的精神紧张之中。白天我食不甘味，恍恍惚惚，彷佛行尸走肉；晚上更是彻夜难眠，有时倦极了，刚一入梦，又被噩梦惊醒。日日夜夜的不眠不休，把我折磨得奄奄一息。那一夜，我惊慌失措地从新安江跑到上海来。
　　我的精神异常，梅萍很快觉察了。她日夜陪伴我，寸步不离。她本来有点小脾气，可到了这时，她没有半点怨言，只是为我担忧，为我着急，不断地开解我，劝说我。即使我一时听不进去，她也不失耐心，继续用各种方法劝解我，一遍又一遍。
　　有时，她长时间地凝望着我，轻声叹着气，目光里流露出无限的怜悯和焦虑。我知道自己给家人带来许多烦恼，可是我已到生死关头，无法挣脱那种肝胆俱碎的恐惧和不安。
　　过了几天，我不得不回杭州的单位了，梅萍又带着二儿子跟我一起来到杭州，到处陪我找医生看病。后来我不得不上班了，梅萍又叫二儿子每天早晨送我上班，傍晚再接我下班，以防我路上发生不测。星期天，她还陪我到西湖边上走走，让我放松心情。
　　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不到半个月。
　　1968年8月22日，我突然被造反派“关进牛棚”，不准回家。到了下班的时候，我的二儿子接不到我，急忙跑回家去告诉妈妈。梅萍立刻带着儿子赶到单位。
　　我在“牛棚”里，听见梅萍在外面和造反派大声争辩，说我丈夫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们要他写交代，回家也可以写，为什么不放他回家？但是，造反派横蛮无理，对她恶声叱骂。梅萍也不示弱，说我丈夫什么都没有带，就是坐牢，也应该允许送一点东西的。造反派无言以对，只得同意。梅萍立刻赶回家，又匆匆跑来为我送来了脸盆、肥皂、厕纸、牙膏、牙刷、换洗衣服等等，还塞了十几元零用钱给我。看着妻子惊惶失措的脸，我心如刀剜。
　　8月23日，造反派给我戴上的帽子，说我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反动资本家”。当天，造反派在杭州、上海和新安江连续抄了我的三个“家”，并且随即宣布我“隔离审查”。接下来，是不断的批斗，不断的毒打，每一天都在人间地狱里度过。

她顶着酷日来工地看我

我被押往上海真如去批斗，批斗完毕又把我押到江湾的铁路工地上去接受“监督劳动”，在造反派看管下，从事最苦最累的重体力劳动，等于“变相劳改”。
　　9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埋头干活，看守忽然走过来通知我，说有家属来看你。我抬头一看，看见妻子和二儿子向我走过来。我连忙迎上去，妻说，她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前几天才知道我被押到上海的江湾工地来了，就从杭州赶回上海。妻又说，她带来一些换洗衣服，还有一点香烟点心等等，接着又问我，现在问题交代得怎么样？什么时候才能放我回家？听她这样说，我真是心如刀割。当时我的处境非常恶劣，但我不忍心把真相告诉她，只是沉默着点点头。临走时，梅萍又一再叮嘱我说，永芳，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呀！千万不能自寻短见，一定要活下去！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被戴上任何“帽子”，我都会永远等着你，不会和你分离。在那样严酷的环境里，妻的话，给我很大的安慰。
　　之后，我有半年多没有见到妻子。
　　在那半年里，我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置身于造反派血淋淋的“红色恐怖”里。每天每夜，欺辱毒打是家常便饭，甚至还被造反派“假枪毙”过。有时我实在熬不下去了，也想过用自杀来结束生命，一了百了，可是一想到妻子充满信任的目光和千叮万嘱的企盼，终于下不了最后的狠心。
　　到了1969年春节以后，对我的批斗没有以前那么血腥了。那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听说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5月初，一个被称为“龚参谋”的造反派头目，突然来到新安江岭后铁路工地上，要我立刻整理铺盖，跟他到杭州的工程段总部去。我有点意外，心里升起一线希望，以为要放我回家了。可是到了杭州，这个“龚参谋”又把我关进了那边的“牛棚”。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还是“隔离审查”。

图一　1966年冬，作者夫妇和三个儿子摄于新安江水库大坝前。
图二　残酷的岁月，令梅萍心力交瘁。但在作者心中，她永远美丽。
图三　1971年，获得“平反“后的作者与妻子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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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拖着半人高的帆布袋

过了几天，看守通知我说，你家人来看你了。我走出“牛棚”，在传达室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到了妻子。在场的还有五六个“文攻武卫”，口气凶狠地对我说：“有什么话，快说！只许说十分钟！”
　　梅萍瘦了一点，头发也剪短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她告诉我说，这半年多家里发生许多变化，大儿子高中毕业，分配到工厂当工人去了；二儿子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分配到安徽插队落户。家里都很好，不用担心。又说，半年没有见到我，看我的精神好一些，不像半年多以前痴呆呆的。趁一旁监视放松时，她又悄声对我说，自从我被隔离审查之后，单位里只发给家里每个人十五元生活费，其余工资都被扣发了。不过幸好她写信给香港的大弟张宗宪，现在他每个月寄两百元港币给我们，按照当时的汇率也有七十元左右，加起来，每个月的家用也有一百多，生活上不成问题的。我听了宽心不少，对大弟的解囊相助，很是感激。
　　十分钟很快过去了。临别时，梅萍问我有什么换洗的东西没有，现在已经是春天了，那些冬天的衣物要不要拿回家里去洗，我说也好。
　　冬天的衣物有一大堆，搁在关押我的那间“牛棚”里，发出霉味。梅萍带来一个大帆布袋，我把“牛棚”的衣物塞进去，足有半人高，沉甸甸的。妻是一个文弱女子，背不动，只能拖，走一步拖一步，非常吃力。我要去帮她，立刻被造反派厉声喝止，说不许出去，我不理，执意要去帮助她，可她怕我惹恼了造反派，对我不利，硬把我推开，说不要紧的，拖不动就慢慢拖，只要拖到门口，就可以叫出租车送到家里。
　　我被造反派拦着，站在门口，看着文弱的妻子吃力地拉着半人高的沉重的帆布袋，一步一步艰难地拖着，渐渐远去，一直到她消失。我心里又难过又感动，这一年多，梅萍为我做出太多的牺牲，今生今世，不知如何才能报答她的深情。

她为我买来活虾鲜鱼

造反派把我从新安江押解到杭州来，是为了“定案”。5月，在造反派的逼迫下，我违心地写了最后一份“交代”。过了一个多月，造反派宣布对我解除“隔离审查”，下放工地，要我“在劳动中接受思想改造”，并且规定仍然不许我回家。
　　盛夏，一个星期日的上午。那时我在杭州近郊的南星桥铁路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劳累了整整一周，正在宿舍里休息。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我抬头一看，正是梅萍。
　　我又惊又喜，问她怎么来了。梅萍说，她昨天问单位，他们允许她来看望我一次。同宿舍的那个工友很识趣，走到外面去了。梅萍从手提包里取出几个饭盒，笑着说，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我打开一看，是几个精致的小菜，一碟是油爆河虾，一碟是红烧鲫鱼，还有一碟是素炒什锦，都是我以前最喜欢吃的家常小菜。
　　她又悄悄从手提包里取出一瓶酒来，低声问我，你喝不喝？佳肴配美酒，我真是大喜过望。她为我倒了一杯酒，我一饮而尽，又挟了几箸油爆虾和河鲫鱼，吃得津津有味。
　　梅萍说，这都是今天一大早到菜场去买来的，河虾和鲫鱼都是活的呢！我为她也倒了一小杯酒，她抿了一口，脸也红起来了。
　　妻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烟盒，抽出一支香烟来，竟是三五牌的。我非常惊讶。她说，这是父亲抽剩下的，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她特意留给我的。我知道父亲生前最喜欢抽三五牌香烟，身边经常保持十几盒以备用。那些三五牌都是母亲或其他亲友从香港特意带给他的，他视若珍藏，每天只吸一两支，轻易不请人。见到这些父亲的遗物，父亲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不由百感交集，一时默然不语。
　　妻说，父亲去世后，她立刻打电报通知海内外亲友。在香港的母亲、大弟张宗宪、妹妹张永珍和小弟张宗儒等，都没有回上海奔丧；只有大娘舅、二娘舅及堂兄张永昌等苏州几个亲戚出现。整个丧事，都是由她一手操办的。墓地是大娘舅找的，在苏州近郊的七子山上，请风水先生看过，还算不错。妻又说，父亲去世之前没有一点朕兆，前一天她还去看望过他老人家，精神还算好，还关切地问起我的近况，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虽然我被“隔离审查”的事她一直瞒着父亲，可是父亲好像也猜出几分，一说起我就连连叹气。
　　这是十个月来第一次不受监视的见面。十个月，这个家天翻地覆，发生了多少事呀！

她在大雄宝殿为我烧香

到了国庆节，我被允许回家度假两天。除了二儿子去安徽插队落户，全家总算有了一次团聚。大儿子在上海工厂里做学徒，也请假来到杭州。　　他给我带来一罐熊猫牌香烟，那是当时市场上能买到的最高级的国产香烟，用他全月学徒津贴的三分之一（六元）给我买的，我颇感欣慰。
　　那两天，我们去游玩了西湖，到著名的天外天餐馆叫了几个菜，吃了一顿，还到灵隐去朝拜大佛，妻子在大雄宝殿前面烧了几炷香，祈求平安。
　　造反派对我的管制慢慢放松了。进入冬天之后，我被允许每周回家一次。每到周末，妻子一大早就起来到菜场去买我喜欢吃的荤腥菜蔬，又要为我洗一大堆从工地上带回来的脏衣服，忙里忙外，很是辛苦。几乎每周妻都买一只老母鸡，炖鸡汤给我喝，给我补身体。我不喜欢吃鸡皮和内脏，妻不舍得丢弃，总是吃了，后来她不舒服看医生，医生说她血压高，胆固醇也高，要注意少吃高脂肪的食物。我听说后，心里很愧疚。以后，我不许她再吃高脂肪食物了。
　　1971年3月15日，我的“问题”终于定案。虽然我做人清白，又从来不过问政治，可是造反派给我的“结论”是：“对张永芳贩卖古物问题作严重政治性错误结论，属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牟取暴利问题核实后令其退赔八百五十元。”什么叫“严重政治性错误”？我心里不服，要跟造反派论理，可是妻劝我说，忍一忍，好汉不吃眼前亏，将来总有一天会说明白的。
　　说的也是，给我作出“结论”之后，立刻恢复了我原来的工资级别每月一百二十五元，又退还了“隔离审查”期间扣发我的两千多元工资。两千多元，在那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虽然这些钱本来就是属于我的，可是一下子多出来，全家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
　　从1971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生活相对平静。虽然我的头上还戴着一顶“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并且被下放铁路工地，从事的还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比起前两年的凄风苦雨、朝不保夕的日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972年初，我回上海度假，一进门看见家里多了不少东西，沙发、电扇、电唱机、无线电等等。妻子说，这是文物商店归还的部分抄家物资。除了古玩之外，差不多都归还了。不过抄去的那些棉被棉胎，他们都没有归还，说找不到了，要她写了一张“捐献书”了事。

图四　重获自由后的作者（前排中戴帽看报者）回到了工地，但仍被监督劳动。
图五　1975年初，作者夫妇在苏州留园。
图六　梅萍在家里包馄饨。

她忽然发烧总是不退

1973年，我终于结束了下放劳动，回到杭州工程段总部的技术室，恢复了工程师的工作。
　　不久，在香港的妹妹张永珍，忽然写信说要来上海，接着很快就来了。兄妹相见，说了许多阔别思念的话。之后，还一起到苏州七子山父亲坟上去扫墓。
　　过了几个月，在香港的女儿放暑假来探亲，二儿子从安徽赶回上海，全家团聚，非常高兴，一起去游玩了苏州、杭州，还拍了多少年来第一张真正的全家福。
　　1973年，在安徽插队落户的二儿子，经我想方设法，转到杭州附近的萧山来，虽然户口仍在农村，但离家近了许多。接着，为他在农村造了一幢四十平方米的平房。之后，他与一个同在农村插队的女同学结了婚，婚后一年左右，他告诉我们，媳妇有了身孕。我和妻子都很高兴，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有了孙儿一代。那是1975年的冬天。
　　1975年初，妻提议到苏州去过年。那年春节过得非常热闹，见了岳母和许多舅兄弟以及不少亲戚，去玩了狮子林、拙政园、留园、西园等等名胜。年初一，苏州下了一场难得的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小舅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为我们拍了许多精彩的雪景照片。
　　可是到了夏天之后，妻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先是发现盗汗，接着又有点低热，人也瘦了。到了秋天，妻发了一次高烧，送医院后，医生说需要留医，于是住进了医院。那是上海一家很好的医院，而且妻有一个远亲在医院里担任护士长，上上下下的人缘很好，因此妻在医院里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护理。
　　可是，妻的病情却不见好转，而且好像越来越重，几乎每周发一次高烧。我非常忧虑，但是又丢不开杭州的工作，只能每周往返沪杭两地，一到上海，就赶到医院里去陪妻，看着梅萍日渐消瘦的脸，我心痛万分。
　　在工厂工作的大儿子那时身体不好，正好请了长病假在家，不久在萧山的二儿子也来到上海，他们两个忙里忙外，轮流买菜煮饭，送到医院给他们妈妈吃，轮流服侍妈妈，有时妈妈发高烧，他们就通宵陪夜，睡在妈妈病床脚下的地板上。
　　到了年底，远在英国的女儿回来了，一下飞机就深夜赶到医院看望睡在病床上的妈妈。女儿那时正在英国读书，突然放弃学业来到上海，虽然我为她的孝心感动，但心里总有点奇怪。
　　她怎么会患上绝症？
　　女儿回来的第二夜，大儿子忽然对我说，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有事情要告诉我，我说好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围着一张桌子坐下，脸色都很凝重。大儿子说，妈妈患了绝症，病名为“恶性网状细胞增生症”，是一种非常少见的血液病，目前还没有找到医治的办法，据医生说，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真是晴天霹雳！

我被震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半天说不出话来。
　　大儿子告诉我，妈妈的病，是从小腿皮肤上一块铜钱大的红斑发现的。那块红斑，我也知道。那是今年春天妻子从萧山二儿子那里回来之后，她告诉我的，说小腿上出现一块圆形的红斑，不痛不痒，只是手摸上去有点烫感。去看过几次医生，医生说没有关系，过一阵就会褪去的。我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大儿子说，他也没有把妈妈腿上的这块红斑看得很严重，不过总是有点不放心。妈妈有个好朋友在市皮肤病防治所，陪妈妈去那里看，找了最好的医生，看过后说不能肯定是什么病，也肯定没有大碍。又去找了他叫她阿姨的那个远亲，到阿姨做护士长的那家医院找一个很好的医生来看，医生说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来，需要做一个切片检查。过了几天去看结果，医生看了之后大吃一惊，说出现严重的细胞病变，要立即入院诊治，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大儿子把妈妈送进医院。那时医院病床非常紧张，普通病人住院要排队等几个月，因为阿姨的关系，所以立即入院，而且住进四楼一间朝南的病房，相当不错。之后，大儿子写信给萧山的弟弟，弟弟闻讯之后，离开怀孕的妻子，立刻赶到上海来。他们兄弟商量之后，决定暂时不把妈妈的真实病情告诉我，以免我一时无法接受，发生意外。接着，大儿子又写信给香港的祖母、两个叔叔以及姑妈，要他们转告在英国的妹妹。女儿接到香港叔叔通知之后非常紧张，立刻放下学业赶回上海。四兄妹商议决定，不能再向我隐瞒了，要把真情告诉我。他们千叮嘱万叮嘱，要我在妈妈面前千万不能把难过流露出来，千万不能让妈妈产生一点疑心，因为妈妈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患的是什么病，能瞒她多久就瞒多久，让她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能够保持平静的心境。

图七　1974年春，梅萍在苏州。
图八　1973年的全家福

她不能这样“消极等死”

我的世界，一下子坍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能面对这个现实。几个月之前还是那么健康、那么开朗的梅萍，怎么会患了绝症，撒手而去？我不能让梅萍离开我，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那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不顾一切地挽回妻子的生命。
　　回到杭州后，我到处找朋友，托关系，终于被我打听到杭州的浙江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里有一位老教授，是专攻血液病的，他在专业医学杂志上发表过有关恶性网状增生症的学术文章。我想尽办法，终于见到了这位老教授。在我的真情打动下，他同意把我妻子从上海的医院直接转到二医的住院部，由他来主持诊治。
　　我作出了决定，把妻转移到杭州来诊治。
　　可是，几个孩子都不同意我的决定。他们说，妈妈的病不是普通的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完全治愈的先例，即使那位二医的教授以前诊治过，但最成功的病例也不过是缓解而已，并没有哪一个病人经过他的医治完全恢复了健康。而且，妈妈从一开始住的就是上海这家医院，医疗设施和医生都是很好的，又因阿姨关系，受到格外的照顾，虽然没有治愈的可能，但总希望妈妈能够享受到较好的医疗条件，尽量延长生命，在一种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度过生命的最后岁月。如果贸然把妈妈送到杭州去，那边的医疗和住院条件肯定不如上海，不是让妈妈白白吃苦？同时，妈妈的病情极不稳定，常常突发高烧，把妈妈从上海搬到杭州去，怎么搬？路上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
　　我理解几个孩子的心情，但是他们的理由说服不了我。
　　我说，你们这样做，和“等死”有什么两样？这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我要采取积极的办法，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希望，我也要为你们的妈妈去争取，无论如何也要挽回你们妈妈的生命！
　　孩子们提出，春节将近，即使要搬，最好也是过了春节再说。我同意了。
　　她过了最后一个团圆年
　　1976年的春节，是全家最后一次过年团聚，在表面热闹的气氛下，却隐含着难言的悲伤。
　　春节之前，我就向院方提出申请，要求春节期间让我妻子在家里度过。起先，院方不同意，后来经过那位护士长亲戚的疏通，终于同意放假三天，从除夕夜暂时出院，到年初三那天一定要回到病房。
　　孩子们紧张地准备起来。他们买了彩纸带，扎满了整个房间，让家里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又买了许多荤腥菜蔬，为年夜饭做了一顿丰盛的菜肴。到了除夕那天的上午，我和孩子们一起，叫了一辆出租车，到医院里把妻子接出来。下了出租车，我扶妻子进了家门，又把她扶到了床上。
　　梅萍精神还不错（后来我才知道，院方为配合她回家过年，做了精心准备，事先用了许多药来抑制病情，防止出现突发病变）。在红木大床上，她半倚着枕头，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虽然天寒地冻，可是床上的被褥厚厚的，孩子们又用“汤婆子”把被窝焐得暖暖的，又松又软，让她感觉到非常舒服。
　　团年饭，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热闹。我和梅萍，还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六口在除夕团聚，这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本来应该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可是除了妻子之外，每个人的心里都压着一块大石头。孩子们故意造出欢乐的气氛，想方设法引妈妈开心。吃过年夜饭，他们又和妈妈挤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虽然那时的电视节目都是清一色的革命歌舞，电视机也是九英寸的黑白电视，但即使在上海，那时也是非常稀罕的高档消费品。看了一会，有点腻了，几个孩子又找来一副纸牌，一起聚在床上围着妈妈，兴高采烈地打起牌来，还以一角两角为赌注，玩一个胜负。那天，妻子的牌运好得出奇，一直赢钱，玩得很高兴。一直到妻子玩累了，说要休息了，几个孩子才罢手。
　　入夜了，妻安睡了，我却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凝视着妻子安然入眠的脸庞，我心里刀割一样的疼痛。入院几个月来，妻消瘦了许多，性情也有了许多改变。听孩子们告诉我，妈妈现在变得好像小孩一样，非常听话。只要是医生说的，无论怎么痛苦的医疗，她都能忍受，没有一句怨言。　吃了各种各样的药，她的胃口不好，可是每顿饭依然尽量多吃一点，增加营养。她只有一个愿望，顽强地活下去，争取早日把病治好，出院回家。　我每次去医院探望她，她总是说自己的病少，关心我的话多，总是说这些日子她入院了，没有她的照顾，要我自己多照料自己，不要因为她生病忙于往返上海杭州两地，太辛苦了，累倒了我就更不好了。等到她病愈回到家里，一切都会正常起来的。
　　梅萍不知道她患的是绝症，她对生命还有许多希望和留恋，她要与命运搏斗。可是，命运却是如此残酷，要夺去她的生命。
　　接着，是年初一、年初二。每一天，都充满了欢笑和隐藏在欢笑后面的悲伤。年初三到了，梅萍要回医院了，走出家门时，她恋恋不舍地环顾着房间，不想离去。可是，为了治好病，她又不得不硬硬心肠，回到医院里去。
　　她走出了家。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家。
　　她终于撒手离我而去。
 　　过了春节，就是2月了。妻在医院里又住了几天，在我的一再催促下，梅萍的杭州之行终于启程了。
　　真是大动干戈。我先办好了杭州二医的住院手续。梅萍的身体非常虚弱，从上海到杭州的路上，由六个人全程护送，除了我和四个儿女之外，还请了那个做护士长的亲戚一起前往。我想办法买了两张软卧（当时的软席卧铺，只有高级干部才能享受）和五张硬席票，再请医院派急救车把妻子从医院直接送到北火车站的月台上，由我们抬上软卧车厢。火车开了四个多小时，到杭州后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妻子送进医院的病房。
　　第二天，那位教授就来了，对梅萍做了初步检查，然后制定了医治方案。我对教授充满了希望。四个孩子在病房里轮流陪伴妈妈，从白天一直到深夜。而我也一下班就赶到医院看望妻子，经常向医生问长问短，希望哪一天会突然出现奇迹，妻子恢复健康。
　　可是，我的希望落空了。
　　仅仅过了二十几天，梅萍的病情就恶化了。到了3月5日，她受尽了痛苦，终于撒手而去。
　　仿佛天昏地坍，我顿时失去了精神支柱。我忘不了妻临终时那一汪充满哀怨的目光，也忘不了她断断续续的话：“都是你……”
　　或许，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因为我过于坚持，或许梅萍还会多活一些日子，而且，她也不会受路途颠簸之苦和简陋病房所带来的很多不便，　　她的最后岁月或许会过得很安详很舒适。可是，我的初衷是为了治好她的病，为了让她早日恢复健康。谁知道会发生急转直下的陡变呢？
　　过了几天，妻安葬了，安葬在萧山离二儿子所在村庄不远的山峦上。妻生前一次说笑话时说过，她最怕火葬。现在妻走了，无论如何我要满足妻最后的一个愿望，让她平平静静、完完整整地入土安眠。
　　墓地，背靠山顶。山上树木葱茏，环境幽静。山脚不远处，横亘着一条大江，那就是著名的钱塘江，江水浩浩荡荡，奔流不息，仿佛我无穷无尽的思念和内疚……
（全文完）

图九　1968年，梅萍和妹妹梅琳在苏州北寺塔。
图十　1975年，作者夫妇在萧山次子插队时的家门前。
图十一　1975年春梅萍在家中。后面是刚凭票新购的九英寸黑白电视机（售价三百元人民币）。
图十二　钱塘江边埋葬着作者永远的痛，梅萍在那里长眠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