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于古都金陵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七岁入学就读，一九二九年与筱韞女士结婚。两年后弃学从政，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工作。两年内建河北广播电台于北京，同时兼任训练班电学讲师。一度曾赴沪监督租界民营电台。抗战开始被调赴广州撤运广州广播电台，经港运至昆明。后奉命住港设厂制造小型发报机运往敌后工作，又为中央台购运器材。太平洋战争日军占领香港，移居澳门。为抗战工作曾奉命去港检查地下电台，不幸为日军逮捕入狱，受尽折磨，九死一生。数月后被释放，返回澳门。三年后抗战胜利，返回南京，弃政从商。国共战争期间在港设办电器制造厂，生产变压器、灯泡、收音机。一九六一年移民美国，接受洗礼为基督徒，并远赴纽约参加美加世界博览会工作。一九六七年返回洛杉矶。曾经营中餐馆，取名成吉思汗。不久受友托成立SMC公司，经销祖国产品。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过九旬退休回家，颐养天年。爱妻于一九九五年盟主恩召。有子女五人,孙辈八人,均已结婚成家,曾孙七人，四代同堂。吾已老矣。平生喜爱书写白话打油诗,唱唱京戏。一生辛劳。特写此留念。

　　上面这段话，是我爷爷黎子留生前为自己写就的悼文，对他自己的一生作了简单总结。并让我爸爸用毛笔誊录，以备让他在自己死后的追悼会上宣读。
　　爷爷二十岁时就读于上海交大，学习电子、无线电专业。在校时喜爱踢足球，曾经是交大足球队的一员。两年后，他父亲让他弃学从政。我曾祖父认识陈果夫、陈立夫。当时蒋介石在南昌“剿共”，陈立夫是蒋的侍从秘书，他们就把我爷爷安排在蒋介石身边做了侍卫，是八个侍卫之一。爷爷做了几个月以后，不想再做下去，他还是喜欢他的电子、无线电专业，陈果夫就把他安排到了中央广播电台。
　　1933年前后，爷爷被派到北平，建立了河北广播电台，同时兼任训练班的电学讲师。由于在电台工作的便利，爷爷结交了很多当时京剧界的名角儿和社会名流，如梅兰芳、程砚秋、谭鑫培等，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票友。那时电台播完新闻就播戏，戏院有专线通到电台的放音室。电台在天坛那边，放音室在城里。戏院还给我爷爷留了一个座位。机房里有个人，是交通部派来的，也是个戏迷，经常带爷爷到票房去唱戏。我爷爷喉咙好，又有专人教，有时候也穿上戏服上台唱戏，他最喜欢唱《借东风》，演诸葛亮。同时他还爱好摄影，当时就有了自己的莱卡相机和蔡司镜头，并用它们拍摄了很多来电台来录音的名人。
　　1935年，爷爷被派遣到上海监督租界民营电台，职位是中央广播电台传音科科长。当时在上海的租界里，小型的广播电台很多，有日本的，有美国的，就连大药房都有自己的电台。政府要去管制，就成立了一个“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驻扎在上海。其中有两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负责监听这些电台都播些什么。同时他们还要将所有送来的节目进行审查，批准了才可以播出。每天晚上7点到7点15分，中央党部发表讲话、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重要新闻，所有的电台都要转播。那时爷爷在华界搞了一个电台，有1000瓦特功率，而其他电台的功率通常只有几百瓦特，如果发现谁不转中央台的节目，就立马把他们覆盖掉。因此他们必须听话，节目乖乖送来审查。爷爷当时住在法租界巡捕房对面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小洋房里，三楼就是秘密电台。
　　爷爷属于中统，交通组的。因工作的关系，他每月都要列席在南京中央党部的例会。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他恰好也在现场。爷爷在广播电台工作，经常有机会接触一些名人。每要发表广播演讲，他们都会到电台来。蒋介石不喜欢来电台，所以爷爷就要到他的私邸去安装设备，在家里录播。通常要派三个人去，一个负责技术，一个负责拍照，还要派一个普通话好的，在蒋介石发表讲话前报幕：“现在蒋委员长要发表重要讲话了。”蒋府不是一般人能进的，每个人必须通过严格审查，而我爷爷已经通过审核。有时为了省去审查麻烦，台里就派他一个人去，从技术、拍照到播报，爷爷一个人就全搞定了。爷爷说，蒋介石发表讲话时，宋美龄就坐在旁边吃巧克力，有一次还给了我爷爷一粒巧克力吃。

图一 爷爷在电台做广播时的工作照。
图二 爷爷的甄别证书。
图三 中央广播电台人员合影。前排正中间带眼镜的，就是被国外媒体誉为“南京之莺”的刘俊英女士，南京时期中央电台最有影响的女播音员之一。前排左三为来自北平的著名播音员吴祥祜，后排右二为我爷爷黎子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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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打到上海，日本兵船停在外白渡桥，张发奎的炮队在浦东。外滩上的中国银行当时刚刚盖起来，还在装修，连灯也没有。爷爷就买通了楼下的红头阿三，带着发报机躲到中国银行的楼上，一边监视外白渡桥一带日军的动静，一边发报给浦东的张发奎部，指示炮击的方位。有一篇关于那次战事的文章写道：“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张任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在浦东击败日军数十次进攻并亲自指挥炮兵轰击日军司令部和日军旗舰‘出云号’给敌以重大威胁，被誉为神炮……”原来，我爷爷在那次战事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哩。
　　抗战开始了，爷爷回到南京，又先后到汉口和长沙当过电台台长。后来在赶往贵阳任贵阳电台台长的路上，因逢大雪无法前往，又收到电报，改派他去香港。
　　爷爷带了二三十人到香港，开办了一家生产发报机的工厂。这些发报机是用来做情报工作的，生产出来以后，还要把机器秘密运到上海，或秘密运送到重庆。爷爷他们把机器放在汽油桶里，焊好；桶上有个环，一根扁担，一人挑两个。后来由于日军封锁，无法直接运达重庆，先是绕道越南，又绕经印度，直到抗战胜利。
　　抗日开始的时候，爷爷在香港搞地下工作，家里就备有电台。后来，已移居澳门的爷爷有次回香港，没想到电台已经被破获，他被日本人抓去受尽折磨，几个月后被释放，又回到澳门。直至抗战胜利，1945年回到上海。
　　回上海后，爷爷在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工作。他们是在香港时认识的，当时爷爷的写字间在汇丰银行二楼，整个二楼是中央信托局的办公室，局长是孔令侃。抗战胜利后孔令侃也回到上海，买下了一家英国人的公司。爷爷被派去南京开办金陵汽车公司。1948年共产党打徐州，生意做不下去了，扬子公司也随之结束了。爷爷自己驾驶着一辆大卡车，从南京回到上海。
　　当时，爷爷的一位好朋友在上海开无线电厂，推荐爷爷到台湾或香港开分厂。爷爷先去了台湾，那时的台北中山路上连幢像样的房子都没有，经过考察，爷爷还是决定去香港发展，那里朋友也多。先是生产灯泡，后来又生产小型收音机。
      1961年，爷爷从香港移居美国。
　　1964年世界博览会在纽约举办，爷爷的一位朋友在里面申请到一个小摊位卖东西。世博会开幕那天爷爷去玩，见到游建文，游建文当时任“中华民国”驻纽约的领事，以前在中央党部时两人很熟。爷爷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游建文，在游的关照下，那位朋友获得了一个更大的摊位，于是那个朋友邀请我爷爷与他一起做生意。还是靠了游建文帮忙，又在中国馆里开了个餐馆，经营得很红火。1967年世博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规模更大。场馆分设在一条河的两岸，社会主义国家在一边，其他国家在另一边。中国馆的馆长以前没有参与过博览会，没有经验，爷爷就主动帮他，开了一家有一百个座位的餐馆。那次爷爷共申请到五个摊位，开了一间商店卖点零零碎碎的东西，在马路边上设了两个地摊卖春饼卷，一美金一个，积少成多，居然赚了不少钱。 
 　　后来，爷爷用在世博会赚到的钱在洛杉矶开了家中餐馆，取名“成吉思汗”。因为当时这类小型家庭式中餐馆还不多，很多明星都来吃饭，经营得很是红火。不久，爷爷有个好朋友从香港来找他帮忙，他是专做电风扇的。还在爷爷到美国来以前，这个朋友在香港找到一块地，要开厂，到汇丰银行借钱，爷爷认识经理，所以经理就很痛快地借钱给他。他这次来是想找爷爷在洛杉矶帮他推销电风扇。公司起初就两个人，一个是老板女儿，另一个是我爷爷。老板女儿负责管账，我爷爷跑业务。有一天，爷爷到一个卖灯饰的连锁店lamp plus，有个老外来了，拍了拍我爷爷的肩膀，要跟他谈谈，说一年包一百万台，只要2%提成。那老外认识沃尔玛等一些百货商店的人，第一年就包销了一百五十万台⋯⋯爷爷为这个朋友的SMC公司打工，做了二十多年，直到九十岁退休。那个朋友就是香港蚬壳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人，有“风扇大王”及“爱迪生”美誉之称的香港实业家翁祐博士。
　　爷爷这辈子，帮助了不少人成为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他自己却生活得非常简朴，从来没有听他抱怨过什么。他自己从来没有买过房，晚年寄身在老人公寓里住了二十多年。他惟一的一辆新车还是九十岁退休以后才买的，可惜没开几天，就因出车祸被吊销行车执照，从此失去了驾驶资格。
　　爷爷是个达观的人，活到一百零二岁。爷爷生前最喜欢拍照、唱京剧、写打油诗，还喜欢给我们讲故事。我选了一首爷爷自己写的打油诗，来概括爷爷的一生：

　　　　忠诚坦白受人敬，正大光明诺千金；
　　　　为人奉公须守法，一言九鼎对众生。

图五 爷爷留下的摄影作品：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内景。
图六 爷爷留下的摄影作品：蒋介石在南京私邸发表广播讲话，时间大约为1935—1937年间。
图七 爷爷、奶奶在香港。约摄于1939—1940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