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教导我们，反动的东西不打不倒！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你必须老实交代，那个美国将军派你回来当潜伏特务，给了你什么任务？”专案组组长义愤填膺，拍案喝道……
　　桌上放着一张彩色照片，在当年的中国，彩色照片是很少见的，何况这张照片还是1949年拍摄的（见本辑封二）。照片上，一对衣着华丽的夫妇站在一位身材高大的戎装外国人两侧，这个外国人一身鲜红军服，马裤马靴，气宇轩昂。专案人员断定，这是一个军阶很高的美国将军。
　　其实，照片上的“将军”只是加拿大魁北克议会大厦门前的一个警卫，属当地的一道独特风景。
　　我父母1947年6月搭乘美国总统轮船公司（APL）的“戈登将军号”赴美留学。父亲章志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年之后，转到波士顿大学完成工商管理硕士学业。
　　新中国成立，1949年底，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朱光亚发出《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留美学生掀起一股回国热潮。
　　1950年8月29日，我父母登上“威尔逊总统号”启程回国。当时到上海的航线已停航，“威尔逊总统号”的终点是香港。这是中国留学生大举回国的第二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其中包括钱学森﹑赵忠尧﹑邓稼先﹑涂光炽﹑罗时钧﹑沈善炯﹑鲍立奎等一百多位留美著名学者。
　　即将启程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把钱学森强行押解下船。轮船中途停靠日本横滨，美军又上船押走了赵忠尧﹑罗时钧和沈善炯。赵忠尧等被关进美军监狱的消息披露后，引起美国科学界和国际舆论强烈关注。初生的新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钱三强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谴责美国的无理行径。纠缠两个多月，赵忠尧等才获释经香港返回中国，而钱学森直到1955年10月才回到祖国。
　　赵忠尧是中国两弹一星最主要的功臣之一，“文革”中也曾被指为美国特务。而我父亲竟和“美国将军”合影，自然铁证如山。
　　但请不要责怪造反派无知。我父亲赴美时搭乘的是“戈登将军号”，回国后这艘船被说成是“戈登将军”的私人游轮。我父亲能乘坐其私人游轮，可见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从此，父亲的档案中便留下一条“美国特务嫌疑”的记录。约翰•布朗•戈登将军（John Brown Gordon）是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北方联邦将领，后任乔治亚州州长，早在1904年就过世了。
　　我一个姑母和一个舅舅，1949年上海刚解放就参加了革命，远赴北京和东北，受我父亲这个“记录”的牵连，他们两人始终未能入党。直到“文革”之后，舅舅喜悦地告诉父亲，他已被批准入党，并得知父亲的历史问题已得解决。不久，我父亲由上海市政府派驻到香港的上海窗口公司——上海实业集团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并被告知：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
　　父亲后来曾对我说：“我去美国时乘的是‘戈登将军号’，回国时乘的是‘威尔逊总统号’，他们为什么只怀疑我和戈登将军有关，却不怀疑我和威尔逊总统有关呢？”
　　父亲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图1 1948年春，父母在纽约。
图2 明信片上的“戈登将军号”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