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另外一篇文章，我翻出很多老照片，看到其中两张，引起一段旧事的回忆。
　　那是1975年，中国还在浩劫之中沉沦。父亲被关在河南干校劳改，终年不得回家。我到陕北插队之后，因为样板戏演出需要，被收入地方剧团拉小提琴。弟弟在内蒙草原放牧七年，不知何时再能回京。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妹妹也未能留城，被发配穷乡僻壤插队。一家人四分五裂，只有残疾的母亲，独自一人，继续住在北京东单马家庙破旧的小木楼里，作为我们相互通讯的集散地，苦苦地维系着我们这个家的生存。
　　严冬季节，总是母亲身体最不好的时候，我照例请了假回家照料。那天上午，母亲又是浑身疼痛，卧床不起。我在黑暗的小阁楼走道里烧水熬药，忽然听到楼梯上有人走上来的声音，犹犹豫豫，一步一停，显然是位陌生人。
　　我走出去，来人已经站在门外。是一位中年妇女，个子不高，蒙块花头巾，戴副大眼镜，嘴上涂了口红，都是当时国内见不到的。她身上半长不长的外衣，小巧玲珑的淡黄色皮鞋，也都是当时中国买不到的。她是从海外来的，一眼之下，我判断出她的身份。
　　“对不起，打扰了，能不能请问一下﹖”她说话很温和，很有礼貌，更证实了我的猜测。中国人已经多年不用“对不起”和“请”这类字眼了。她继续问：“有一位陶琴熏女士，住在这里吗？”
　　没等我开口，隔着屋门，母亲忽然大叫起来：“是仰兰吗？”她居然还记得大学同学的声音。或许她每个不眠的夜晚，就在重温青年时期朋友们的音容笑貌吧。人在极度的孤独和寂寞之中，回忆就成为生命存在的惟一形态。
　　马阿姨随我走进门，问我：“你晓得我是谁吗？”
　　我说：“我晓得，姆妈常常叨念您。”
　　马阿姨是马寅初先生的女公子，抗战时期跟父亲母亲在重庆中央大学英文系同班。我保存的这张老照片（图1），是他们1945年6月4日在沙坪坝拍摄的。照片左起，第一排：黄孟姞、王德华、刘致学、蒋和、吴慧；第二排：马仰兰、陶琴熏、丰华瞻、刘景芳、丰陈宝、熊盛淑；第三排：祁延朗、沈苏儒、朱立民、耿连瑞、王××（外系同学）。
　　听父亲母亲说，那个时候，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的班里，有许多政要名流的子弟。比如蒋和阿姨的父亲，是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将军，她的姐夫是钱学森。马仰兰阿姨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马寅初教授。丰华瞻叔叔和丰陈宝阿姨兄妹，则是丰子恺先生的男女公子。而我的父亲沈苏儒，是浙江嘉兴沈家后辈、沈钧儒先生的堂弟。我的母亲陶琴熏，是当时委员长侍从室陶希圣先生的长女。另外班上还有考试院长官的小姐、山东警察局局长的千金等。此外，荣毅仁先生的妹妹荣墨珍阿姨，那天拍照时缺席。
　　大学毕业后，母亲经外公介绍，到重庆农业银行工作。父亲经沈钧儒先生介绍，到美国新闻处工作。同时马仰兰阿姨也进入美新处，与父亲成了同事。日本投降后，父亲被派往上海，母亲也调到上海战后救济总署任职。不久马仰兰也转回上海，到救总工作，又与母亲成了同事。所以父亲母亲和马阿姨在同学情份之上，又加一层同事关系，成为密友，格外亲近。
　　我领着马阿姨走进屋门，母亲已经挣扎着从床上起来，拐杖落在地上。她顾不得拐杖，独自站着，迎接她的朋友。
　　马阿姨疾步上前，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身体都在剧烈抖动。透过马阿姨的肩头，我看见母亲早已干涩的眼睛，再次流出不断线的泪，冲刷她布满皱纹而浮肿的脸。
　　好多年了，中国人只能在恐惧和孤独中煎熬，已经渐渐忘却亲情和友爱为何物，更不知到哪里去寻找光明和温暖。然而此刻，我忽然发觉，这个世界仍旧存在着美丽的春天，只不过，春天不在这里，而在远方。母亲毕竟还是幸运的，那远方的春天竟跨越太平洋，降临到她的身边。
　　母亲说：“你回来了，又见面了，真想你啊！”
　　马阿姨说：“又见面了，二十七年了，我天天都在想你啊。”
　　母亲说：“很少有朋友来看我，很多年了，很少有朋友来看我。”
　　马阿姨说：“我答应过你，我一定回来看你，可惜来得太晚了。”
　　母亲说：“是，你答应过我，十六铺码头船边上，你说的，我记得。再晚，我也等着。”
　　几句简短的对话，无数历史的瞬间好像重新显现，明亮而热烈。而其中每一个细节的折皱里，都浸润着太多的欢笑和血泪，我心里难过得要命。

图1 1945年，作者父母的大学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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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父亲母亲回到上海，住在虹口狄思威路（现溧阳路）1084弄4号。马阿姨到上海，实际只是路过而已。她已经申请赴美留学，只是等待签证，所以她并没有在上海久居的打算，于是就借住在母亲的家里。那段时间，她们一起居住，一起上班，同出同入，形同姊妹。最后马阿姨出发远行，也是父亲和母亲送她到十六铺码头，看着她上船。
　　图2就是在狄思威路母亲宅前拍摄的，个个都是喜气洋洋。前排左是马仰兰阿姨，中为母亲，右为黄孟姞阿姨；二排左为叔叔沈其儒，右为另一中央大学的同学，两人都曾从军；后排左为我的祖父，中为父亲，右是某来客。
　　马阿姨从自己的口袋里取出一块手绢，轻轻替母亲擦去脸上的泪水，然后又轻轻擦去自己脸上的眼泪。
　　母亲说：“你万里迢迢来看我，我站不起来，不能招待你。”
　　马阿姨说：“我们还讲客气吗？当年在上海，让我住在你家，待我那么好，送我到码头，我会记得一辈子。”
　　听了这话，母亲放声痛哭起来，说：“有人记着，你记着。”
　　母亲一生，经受多少苦难，付出多少心血，蒙受多少冤屈，承担多少离别，她都无怨言。她只希望得到别人一点理解，一点尊重，一点记忆。
　　两个人安静了一会儿。母亲停住哭泣，擦干眼泪。两个人笑脸相对，促膝而坐。我沏了茉莉花茶端上，摆在小桌上。母亲忽然又站起来，提议煎两个鸡蛋，请马阿姨吃。母亲说：“你去美国那天早饭，我也是煎了两个鸡蛋。”
　　马阿姨跟随在母亲后面打着转，说：“是，有一个还焦了。”
　　母亲不要我帮忙，亲自走到炉边，动手忙碌，说：“都是你催，怕误船，火大了，煎焦一个。”
　　两个人都笑起来。她们居然对近三十年前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连细节都记得。听她们两人亲切的笑声和话语，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老天爷真是不公平，为什么偏偏要把本来可以很幸福美满的人生破坏掉？我悄悄离开母亲的屋子，给她们留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她们在母亲屋里坐了一下午，没有叫过我一次。添茶水，拿小吃，翻照片，收碗筷，肯定都是母亲指挥马阿姨动手。我在屋外，坐着发呆，羡慕母亲一辈人的真诚友情，也为自己这辈人的孤独和薄情而悲哀。
　　天暗淡下来，我送马阿姨回家。马寅初先生家住东总布胡同，从我家走去，过一条大街就到了。暮色中，我们走出院门，马阿姨把手插在我臂弯里挽着，边走边说：“你母亲是个非常开朗的人，年轻时会唱昆曲，很活泼的。上船去美国的时候，我们约好，她到美国去找我，或者我回中国来看她，没想一别就是三十年。”
　　我问马阿姨，她怎么找到我们的。
　　马阿姨说，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之后，她终于得到机会，能够回国探望父亲。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她就曾努力寻找我父亲和母亲，可是没能找到。现在第二次回国，她下定决心，非找到不可。她从外交部问到外文局，找到我们家在西城的老地址，不断地打听，才终于找到。马阿姨说：“你母亲不能去美国找我，我既然回来，就一定要来看她的，我答应过她的。”
　　我喉咙哽咽，只说得出一声：“谢谢马阿姨。”
　　马阿姨问：“母亲常跟你们说她的往事吗？她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你们听。”
　　我说：“我们这样家庭的人，都怕接触过去，对比总是太痛苦了。”
　　马阿姨说：“你们应该记住母亲的一生，她是很伟大的女性。真可惜，她当年多么有才华，她立志要做冰心一样的人。可是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她的欢乐，她的痛苦。”
　　做冰心一样的人？可冰心自己又怎么样了？我没有说更多的话，默默地陪伴马阿姨，走到马老先生家门口，在苍茫中告别。我说：“谢谢你，马阿姨，三十年了，今天大概是姆妈最快乐的一天。”
　　马阿姨说：“宁宁，请你替我好好照顾母亲。会有一天，她能够到美国来。我们再聚会。”
　　我沉默着点点头，跟马阿姨道了别，独自一人走回家去。春 天来了，春天又走了，春天仍然在远方……

图2 作者母亲与马仰兰合影。后排中为作者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