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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留下的证章
1996-01-01 00:00:00 作者:沈宁 热度:6112℃ 收藏

  我小的时候,祖母给我看过一枚纪念章,上面是红白蓝三色的勋标,下面挂个圆形勋章,外围是一圈阳光,内包国民党徽,中间是个V,英文胜利的字头字母。祖母念给我听,勋章上刻的字是:嘉兴县抗战胜利工作人员劲节高风纪念章。祖母告诉我,那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她从浙江乡间回到老家嘉兴,国民政府颁发给她的。
  因为年纪太小,我当时没有把祖母的话当回事,还觉得那个勋章不好玩。只是祖母讲话时那种庄重的神情,让我牢牢地记住了,总也忘不掉。
  我祖母名叫褚惠子,光绪八年(1882),生于浙江嘉兴。依照褚氏族谱记载,她的祖先可追溯到唐代名臣褚遂良。而祖母的母亲娘家,则是大明皇帝的宗室后裔。虽然后来家境终不及先祖的辉煌时代,但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毕竟不曾中断。祖母少年时立志自强,青年时逢世道变化,江浙一带首开风气,办起史上头一批女子学堂。我的祖母,便成为头一批冲破传统阻力,毅然入女校读书的革命女子之一。
  祖母独自一人,远离家乡,负笈苏州,就读光绪年间苏州办起的江浙地区第一所女子学校苏苏女校。光绪三十三年,祖母以该校中学科最优等第一名毕业。那年祖母二十五岁,遂到太仓毓娄女子学校执教,从此开始她四十年漫长而艰苦的职业妇女生活。
  祖母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时世艰难,环境困苦,不堪记录,实为筚路褴褛,以启山林之所谓。跟祖父结婚后,祖母仍在太仓学校执教,用微薄薪金,养活着自己和多病的祖父。如此数年,我的父亲问世了。祖母继续江浙两地奔波,更加困难。做母亲的,心里总是挂念儿子,哪怕是短暂的离别,也难以忍受。
  最后祖母决定搬回浙江故乡,她先在嘉兴私立启秀女校任教,后受聘分别担任过几所公立小学的校长。为扩大学校,也为普及教育,祖母除在学校教书以外,还经常到嘉兴附近农村,挨家串户,动员农民们送子弟上学读书。很多农家经济困难,祖母慷慨答应少收或不收学费,有时甚至还倒贴生活费,让更多乡村孩子得到读书机会。
  学生渐渐多起来,教师的工作负担也跟着增加。祖母要上课教书,要批改学生作业,要备课,还要管理学校行政事务,大至同县教育局打交道,小至补充教室里的粉笔,事无巨细,都由她一肩扛起。父亲后来回忆过,祖母那些年每天从早到晚忙碌,一刻也不得空闲,走路都是小跑。付出多少辛劳,就有多少收获,祖母的名声越来越大,赢得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1930年1月,祖母被选为嘉兴县教育委员会执行委员,又当选国民党嘉兴县党部委员、嘉兴县妇女协会常务理事。
  1937年祖母五十五岁,先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接着“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同年11月嘉兴沦陷。那时我的父亲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叔父随杭州中学流亡浙南,嘉兴老家只有祖父和祖母两个老人。他们不堪日寇在嘉兴城里烧杀抢掠,逃到上南港乡间,躲在原来住家女佣姚大姐的家里。
  南港乡的农民听说嘉兴城里有名的褚校长就躲在他们乡间,便找上门来,请祖母帮忙在村里办一间学校,教乡里孩子们读书,祖母同意了。一间破屋做教室,乡民们搬来几张破桌,几只旧椅,祖父和祖母两个做教师,学校就算办起来,乡村孩子走进课堂。
  乡民们都穷,又在战争期间,总之战火连绵不断,田地种不成,稻谷长不好。学生交不起学费,有时上课提一只鸡,有时上课拎几个蛋,有时上课背一袋米,有时上课卷两棵菜,就算学费。逢年过节,乡民这家送碗年糕,那家送盘肉粽,还有人送瓶烧酒,表示感谢。祖父祖母本也没打算以此为生,有没有收入都无所谓,只要每天有顿饭吃,能给学生们上课,就满足了。
  当时日伪势力,主要集中于嘉兴县城和近郊以及交通干道,比较偏远的乡村仍由沦陷区国民政府管理和领导。祖母曾对我讲,从1937年开始,浙江沦陷区人民,跟全中国人民一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日抵抗,他们那里八年中所有的抗战活动,全部在国民政府的坚决领导之下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
 

  

1.祖母六十九岁时的留影

 



2.祖母苏苏女学校毕业证书

 



3.祖母的教师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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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兴沦陷几个月后,暂时处于地下状态的嘉兴县国民政府,派人秘密找到祖母,传达一份《实施战时教育暂行办法》的文件,计划在全嘉兴地区复校复课。其中土江泾区地处交通要道,日伪设置了许多据点,并在当地设立伪学校十二所,对当地青少年洗脑,进行日伪奴化教育。县国民政府决定,越是这种地区,越要坚持中国文化教育。国民政府指示祖母,在四乡地区发展自己的学校。经过祖母许多努力,仅仅一年就恢复起了五所小学,发展教员十八人,收容学生二百一十四名。
  1940年,嘉兴县国民政府决定全面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在土江泾地区设立中心校一所,任命祖母为区署教育指导员,负责强化全区各级国民教育的行政组织,为抗战胜利后的大规模建设做人材资源准备。祖母到职后,大力发展学校,开展反奴化教育,短短两三年,就在该地建立七个辅导区,设置中心国民学校七所,辅导小学四十多所。

  那段时间,日伪军经常对各国民游击区进行“扫荡”和“清剿”,祖母指示辖下各校准备两套课本,一套是国民政府发的课本,一套是日伪政府发的课本。平常时候,各学校学生都读国民政府发的课本,学习祖国历史、祖国地理、祖国文化。听到通风报信,日伪来扫荡,便换上日伪政府发的课本,装装样子,保护师生安全。日本鬼子一走,就把日伪课本丢到地上,拿出国民政府课本,继续读祖国文化的书。
  如此八年抗战,祖母领导土江泾地区几十所学校,一直弦诵不断,学习中国语言和历史文化。抗战胜利后,祖母回到嘉兴城,她多年的爱国教育努力,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获颁一枚劲风亮节勋章。祖母同时还当选为嘉兴县参议员,并受任嘉兴城内鸣阳门小学的校长,直到1948年六十五岁时退休。
  后来许多年,祖母一直跟我们家居住,先在上海,后到北京。老人家1965年去世,享年八十四
岁。“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十年之间,我家大大小小都遭受到许多非人的迫害。我经常在极端孤独的日夜,依靠回忆家族前辈的传说故事,来增强自己生存的信念。其中也想起祖母的那枚抗战勋章,以及那勋章所浸润着的英勇事迹。我开始后悔起来。祖母活着的时候,总想讲故事给我们听,而我们却不大理会。现在我想知道了,祖母却不能再对我们讲述了。
  我好几次偷偷在祖母住过的小屋搜寻,却没有找到她当年给我看过的那枚纪念章。“文革”期间,红卫兵抄了我家好多次,翻箱倒柜,砸盆摔碗,几乎所有带字之物均荡然无存。我想,这枚国民政府颁发的勋章,当然也难逃灭亡的下场。抗战勋章找不到了,抗战故事听不到了,中国历史被割断了。八年的血雨腥风,八年的艰苦卓绝,八年的英勇牺牲,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刻在我的胸中激荡。
  过了多年,我已定居美国,忽然收到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里面夹了祖母过去的文件照片,其中一张就是那个我没有找到的勋章的照片,上面还有父亲的亲笔说明。原来,“文革”期间,父亲不敢保存祖母那枚勋章,偷偷把它丢到马路阴沟里去了。但他实在不忍彻底销毁那份荣誉,丢弃之前拍下一张照片,照片底版没人会去注意,比勋章实物更容易藏匿。就这样,祖母在抗战胜利之后获颁的劲节高风纪念章,总算留下了一个影像。
于是我懂得了,历史是绝对无法完全销毁的,历史会永存于人的心底。
 
照片说明:
 

4.祖母的教员许可状


5.祖母的校长委任状

 
6.1954年,祖母与作者全家在北京。

 
7.祖母的“劲节高风”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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